江南通过海路和清廷建立联系，已经有了较长的一段时间。
弘光朝廷建立之初，就具有先天不良的问题。把持朝政的首辅大臣马士英，他虽然具有一定的军事才干，节操在江南诸臣中也算是较为突出之人，可是因为兵力不足以定策，所以特别依赖三镇勋臣高谦、黄得功、刘良佐的支持。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
大致来说，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
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将之材，勋臣地位虽高，不足对朝廷构成威胁。
明中期以后，承平既久，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统帅者均为文臣，直至崇祯年间沿袭未改，武将拥兵自重虽已显露端倪，但迄于明朝北廷覆亡，除了跋扈一时的左良玉以外，大部分将领还不敢违抗朝廷的调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节制，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
可是马士英定策拥立福王在南京称帝，完全是依赖三镇勋臣的兵力，不管他的才干和节操多么突出，马士英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依附武将。
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
福王拥立以后，史可法被马士英和三镇把持，完全成为了政治上的吉祥物，还频频受到东林党人的攻击，苦不堪言，已经多次请求致仕退隐。
但真正掌握南京政权的马士英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三镇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马士英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四镇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恢复之事，自然成为空谈。
更为糟糕的事情还在于，虽然定策之争，结果是拥福派的马士英三镇联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拥唐派的李建泰、高起潜、苏观生、刘泽清也依旧保有一部分兵力和政治地位，拥潞派的东林党人又获得了福建郑氏和浙江巡抚黄鸣俊作为军事后盾，同样具备不小的力量。
这就使得江南形势更加复杂，浙江和福建成为了拥潞派的自留地，拥唐派也依靠苏观生带来的津辽水师和刘泽清新建的山东镇兵马，将太湖以东最为富庶的苏州、太仓州、松江作为自己的汛地。
因此，在弘光之下，是马士英架空朝政；在马士英之下，则是三镇军阀操纵朝廷；在三镇之外，则另有拥唐派和拥潞派在地方上一切诛戮、署置、盐课、商税以及正供之赋，俱得便宜从事，俨然藩镇。
黄得功是崇祯皇帝留下的勇卫营忠义之臣，起码对江南朝廷还有一点小小的忠心，但尊重就完全谈不上了。”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至于高谦和刘良佐两人，就完全是投机成性的骑墙派，对于朝廷连一点点最起码的忠诚都没有。不过是每日在淮安、扬州等地制造兵变，以勒索朝廷，索要饷粮。
本来，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的富庶地区都在弘光朝廷的控制下，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在崇祯朝廷覆亡以前，明朝的中央朝廷每年要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粮食、银钱、布帛等财物，弥补北京宫廷、诸多衙门以及九边庞大的耗费。按理说，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分属大顺和清方，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百姓的负担至少不应加重。
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由于拥潞派、拥唐派分别割据地方，大量挪用和扣押本应上缴南京的岁赋收入。四川也因为被张献忠占据，长江上游交通不便，所以云贵一带的赋税也难以交割至吴。
湖南方面，也因为何腾蛟豢养大批只知祸国殃民的军队，被留守湖北的大顺帅臣陈荩、刘希尧等人打得落花流水，自保尚且困难，谈何交割赋税给江南。
弘光朝廷的财政因此入不敷出，三镇勋臣，除了黄得功所部军纪稍好一些意外，高谦、刘良佐差不多每日都纵兵南下，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丁壮则为奴仆。
头脑活络的高谦比之刘良佐更为高明，他还提出本镇将士家属也需要朝廷出钱并养。可是高镇士卒的家属，居然多到一兵而有十余、二十家属的情况，马士英哪里有钱供养？结果只好默认了高谦自己出兵打粮劫掠。
可是江南朝廷在财政这样苦难的情况下，弘光天子不思恢复，想的却是如何修缮金陵宫殿。南京原有的宫殿经过二百多年的风雨蠹蚀，自然早已坍塌破败，很难居住，但比之一般庄园宅酃是好得多。
弘光天子朱由崧过去从洛阳逃到淮安的时候，就因为生活来源断绝，向朝廷索要钱财接济。当时崇祯命大学士吴甡前往陕西赈济一省灾民，花费也不过十万两白银，而为了接济流落到淮安的朱由崧一个人，崇祯皇帝就大方地掏出了三万金为他垫付生活费。
这样朱由崧还嫌不满足，一登大位立即想在生活上同承平时期的皇帝看齐。他下令为自己和太后修建宫殿，为筹备大婚四出购买珠宝，为追欢逐乐置办歌儿舞女；一些在他倒霉时曾出力相助的人也蜂拥而至，共享富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
所谓的“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真是如此了。
江南朝廷变成这样一幅乌烟瘴气的模样，有识之士自然纷纷远离，野心家们也都各怀异心。马士英对于朝廷的财政状况已经是束手无策，他生怕发不出三镇兵的饷粮后，那些骄兵悍将将杀到金陵城来，因此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见了北京派来的南使团。
南使团名为北京同治皇帝朱慈烺派来的使节团，实际上所有大臣人员，一概已经剃发，所代表的完全就是清廷意见。
弘光朝廷建立之初，就具有先天不良的问题。把持朝政的首辅大臣马士英，他虽然具有一定的军事才干，节操在江南诸臣中也算是较为突出之人，可是因为兵力不足以定策，所以特别依赖三镇勋臣高谦、黄得功、刘良佐的支持。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
大致来说，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
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将之材，勋臣地位虽高，不足对朝廷构成威胁。
明中期以后，承平既久，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统帅者均为文臣，直至崇祯年间沿袭未改，武将拥兵自重虽已显露端倪，但迄于明朝北廷覆亡，除了跋扈一时的左良玉以外，大部分将领还不敢违抗朝廷的调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节制，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
可是马士英定策拥立福王在南京称帝，完全是依赖三镇勋臣的兵力，不管他的才干和节操多么突出，马士英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依附武将。
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
福王拥立以后，史可法被马士英和三镇把持，完全成为了政治上的吉祥物，还频频受到东林党人的攻击，苦不堪言，已经多次请求致仕退隐。
但真正掌握南京政权的马士英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三镇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马士英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四镇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恢复之事，自然成为空谈。
更为糟糕的事情还在于，虽然定策之争，结果是拥福派的马士英三镇联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拥唐派的李建泰、高起潜、苏观生、刘泽清也依旧保有一部分兵力和政治地位，拥潞派的东林党人又获得了福建郑氏和浙江巡抚黄鸣俊作为军事后盾，同样具备不小的力量。
这就使得江南形势更加复杂，浙江和福建成为了拥潞派的自留地，拥唐派也依靠苏观生带来的津辽水师和刘泽清新建的山东镇兵马，将太湖以东最为富庶的苏州、太仓州、松江作为自己的汛地。
因此，在弘光之下，是马士英架空朝政；在马士英之下，则是三镇军阀操纵朝廷；在三镇之外，则另有拥唐派和拥潞派在地方上一切诛戮、署置、盐课、商税以及正供之赋，俱得便宜从事，俨然藩镇。
黄得功是崇祯皇帝留下的勇卫营忠义之臣，起码对江南朝廷还有一点小小的忠心，但尊重就完全谈不上了。”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至于高谦和刘良佐两人，就完全是投机成性的骑墙派，对于朝廷连一点点最起码的忠诚都没有。不过是每日在淮安、扬州等地制造兵变，以勒索朝廷，索要饷粮。
本来，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的富庶地区都在弘光朝廷的控制下，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在崇祯朝廷覆亡以前，明朝的中央朝廷每年要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粮食、银钱、布帛等财物，弥补北京宫廷、诸多衙门以及九边庞大的耗费。按理说，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分属大顺和清方，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百姓的负担至少不应加重。
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由于拥潞派、拥唐派分别割据地方，大量挪用和扣押本应上缴南京的岁赋收入。四川也因为被张献忠占据，长江上游交通不便，所以云贵一带的赋税也难以交割至吴。
湖南方面，也因为何腾蛟豢养大批只知祸国殃民的军队，被留守湖北的大顺帅臣陈荩、刘希尧等人打得落花流水，自保尚且困难，谈何交割赋税给江南。
弘光朝廷的财政因此入不敷出，三镇勋臣，除了黄得功所部军纪稍好一些意外，高谦、刘良佐差不多每日都纵兵南下，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丁壮则为奴仆。
头脑活络的高谦比之刘良佐更为高明，他还提出本镇将士家属也需要朝廷出钱并养。可是高镇士卒的家属，居然多到一兵而有十余、二十家属的情况，马士英哪里有钱供养？结果只好默认了高谦自己出兵打粮劫掠。
可是江南朝廷在财政这样苦难的情况下，弘光天子不思恢复，想的却是如何修缮金陵宫殿。南京原有的宫殿经过二百多年的风雨蠹蚀，自然早已坍塌破败，很难居住，但比之一般庄园宅酃是好得多。
弘光天子朱由崧过去从洛阳逃到淮安的时候，就因为生活来源断绝，向朝廷索要钱财接济。当时崇祯命大学士吴甡前往陕西赈济一省灾民，花费也不过十万两白银，而为了接济流落到淮安的朱由崧一个人，崇祯皇帝就大方地掏出了三万金为他垫付生活费。
这样朱由崧还嫌不满足，一登大位立即想在生活上同承平时期的皇帝看齐。他下令为自己和太后修建宫殿，为筹备大婚四出购买珠宝，为追欢逐乐置办歌儿舞女；一些在他倒霉时曾出力相助的人也蜂拥而至，共享富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
所谓的“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真是如此了。
江南朝廷变成这样一幅乌烟瘴气的模样，有识之士自然纷纷远离，野心家们也都各怀异心。马士英对于朝廷的财政状况已经是束手无策，他生怕发不出三镇兵的饷粮后，那些骄兵悍将将杀到金陵城来，因此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见了北京派来的南使团。
南使团名为北京同治皇帝朱慈烺派来的使节团，实际上所有大臣人员，一概已经剃发，所代表的完全就是清廷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