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亮西征天山的战事，是顺朝对民间进行型政治借款的开始。据说这项借款的幕后主张者是太子少师顾君恩，也因此后来当西征弊案爆发时，朝廷无法彻底清查追究，只能对此案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经手的西征借款，运作十分复杂。
他们向民间票号借钱，作为代表的经手人则插手其中，获取了巨额佣金。当时民间票号索取的利息，大约都是年息一成左右，但顾君恩向朝廷申报时，却报成了一成二。
其后顾君恩又以全日昌票号“包认实银”为辞，将年息加到一成五。
在西征准噶尔部以及后续平定西域、讨伐哈萨克三玉兹的一系列战事中，经顾君恩之手的民间借款约有一千五百万银元左右，朝廷为此要支付多达五百万银元的利息。
而这其中的一半，约有二百多万元的巨额钱财，作为佣金进了顾君恩的一批私人口袋之中。
这种贪墨行为，引发了不少人的注意，据说龙衣卫曾经得到方以仁的授意调查此事，但最后又因为方以仁的意思突然结束调查。
直到后来有民间票号破产，一些报纸爆出了其破产时流出的账册，才牵扯出了一系列西征弊案。
只是这桩弊案的参与者实在太多，甚至涉及到顾君恩、刘芳亮这些开国元勋功臣的身上，结果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都是国家柱石，为朝廷东征西讨，匡复旧土，确实不可取代。因此他们属下的劣行朝廷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天子因此下定决心强力推行国营银行的政策，并决定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以乱刀斩乱麻的气魄，再度强行展开了纸币制的改革。
纸币改革的货币准备金，这一次由于青丘州的金山开发迎刃而解。来自新大陆的大量贵金属流入内地，成为了朝廷重新发行“官票”的有力后盾。
青丘州的贵金属矿产以黄金为主，白银数量则较少，因此朝廷自然决心以金本位为新纸币的底色。为此李来亨在纸币改革以前，便先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白银元宝和银元使用的法令，同时朝廷控制下的邸报也流传出了在吕宋发现巨大银矿的消息，银价在纸币改革之前便已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快速下跌。
银价下跌过程中，朝廷则分年度先后吸纳了多达数千万两的现银，保障了后续纸币改革时控制市场银价的能力。
纸币的发行机关是户政府票号，其他民间钱庄、票号过去发行的各色名目汇票纸币，则一律由朝廷出资收回，并且在此后彻底禁止发行。
发钞权得以全部集中到了朝廷手中，准备金则依靠青丘州金山的开发所得和前三年趁银价下跌时吸纳的白银支撑。
李来亨没有禁止民间继续使用银两或银元进行交易，朝廷收税时一样继续接受贵金属货币，甚至就连向官员、士兵发放俸禄军饷时，往往也都由其自由选择是接受贵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所以纸币改革虽然在天法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为了保障民间物价的稳定，朝廷采取了较为平缓的推进政策，大约花费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得百姓开始普遍接受使用纸币进行交易。
就整体效果而言，由于朝廷的准备十分充分，又恰逢青丘州金山开发提供的黄金储备，纸币制改革十分成功，不仅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且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朝廷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朝廷手上。
自平准战争以来的财政危机被彻底化解，至天法四十年时，大顺的财政岁入已经连年激增，达到了官票三亿元之多。
这之中除了纸币改革带来的铸币税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顺的海外扩张有利可图。
虽然大顺在西域的大规模扩张，如在朔方建省，如设置安北大都督府管辖漠北地区，如对西域的强力管制和治理，基本上来说都是赔本的，而且财政亏空的额度极为庞大。
但是大顺在关东、朝鲜和日本的扩张都是有利可图的，对关东的扩张自不必说，辽东自万历以后重归版图，黑龙江、吉林等地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和垦殖运动，为顺朝带来了每年数百万元官票的收入。
朝鲜被化为乐浪、熊津两都督府后，经过十余年的重建后，也可说是百废俱兴，每年亦为顺朝带来二百余万元岁入。
顺军借着追剿满洲海盗之余，先以长崎为租借地，后来又慢慢靠收买九州岛各地的大名封建主扩张势力，最终发到了和德川幕府全面开战的地步。
为了征服日本，大顺先后投入了约一亿元的巨额军费，占领日本的初期，虽然采取了依靠大名进行委任管理的间接统治方式，可每年顺朝还是会亏空军费一千万元左右。
但是占领日本带来的好处，远比一年亏空的一千万元军费多。
大顺借此完全垄断了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这样从东亚大陆直到新大陆的西海岸，整个太平洋都处在大顺朝的控制中。
仅此一项带来的海关税增加，就超过了八百万元，至于其他委任大名的贡税，以及如长崎一类顺军直辖城市带来的财政收入，与瀛洲地区的海关税相加，总共可以为顺朝带来超过一千五百万元的收入增加。
孝宗继位以后，顺朝结束了世祖时期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政策，版图领土都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财政方面经过整理以后，顺朝的财政总收入是为四亿六千万元。
财政收入的增加，除了因为版图扩张、人民滋生造成的田赋收入增加以外，如在工商税方面，盐税经过改革整理以后，陆续增加了一千万元以上；茶税亦然，而且茶税方面还由于出口的增加，增幅更为巨大。
此外世祖朝后期，由于朝廷开始经营大量国营企业和工厂，官业收入也成为了一大财政支柱。
到孝宗朝初年整理财政时，朝廷便发现，田赋收入已从世祖朝中期的51%，下降到了16%；盐税收入则从世祖朝中期的9%，上升到了11%；关税收入增加最为惊人，由世祖朝的9%，上升到了28%之多。
其余的工商杂税和官业收入增长，也都十分惊人。孝宗朝初年，由于减少了大量军费支出，遂在这一预算方案的基础上实行了连续六年的大规模减税，而在减税以后，商业繁荣，朝廷的年收入依旧维持在四亿元以上，国用充足，亦可称奇。
顾君恩和刘芳亮经手的西征借款，运作十分复杂。
他们向民间票号借钱，作为代表的经手人则插手其中，获取了巨额佣金。当时民间票号索取的利息，大约都是年息一成左右，但顾君恩向朝廷申报时，却报成了一成二。
其后顾君恩又以全日昌票号“包认实银”为辞，将年息加到一成五。
在西征准噶尔部以及后续平定西域、讨伐哈萨克三玉兹的一系列战事中，经顾君恩之手的民间借款约有一千五百万银元左右，朝廷为此要支付多达五百万银元的利息。
而这其中的一半，约有二百多万元的巨额钱财，作为佣金进了顾君恩的一批私人口袋之中。
这种贪墨行为，引发了不少人的注意，据说龙衣卫曾经得到方以仁的授意调查此事，但最后又因为方以仁的意思突然结束调查。
直到后来有民间票号破产，一些报纸爆出了其破产时流出的账册，才牵扯出了一系列西征弊案。
只是这桩弊案的参与者实在太多，甚至涉及到顾君恩、刘芳亮这些开国元勋功臣的身上，结果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都是国家柱石，为朝廷东征西讨，匡复旧土，确实不可取代。因此他们属下的劣行朝廷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天子因此下定决心强力推行国营银行的政策，并决定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以乱刀斩乱麻的气魄，再度强行展开了纸币制的改革。
纸币改革的货币准备金，这一次由于青丘州的金山开发迎刃而解。来自新大陆的大量贵金属流入内地，成为了朝廷重新发行“官票”的有力后盾。
青丘州的贵金属矿产以黄金为主，白银数量则较少，因此朝廷自然决心以金本位为新纸币的底色。为此李来亨在纸币改革以前，便先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白银元宝和银元使用的法令，同时朝廷控制下的邸报也流传出了在吕宋发现巨大银矿的消息，银价在纸币改革之前便已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快速下跌。
银价下跌过程中，朝廷则分年度先后吸纳了多达数千万两的现银，保障了后续纸币改革时控制市场银价的能力。
纸币的发行机关是户政府票号，其他民间钱庄、票号过去发行的各色名目汇票纸币，则一律由朝廷出资收回，并且在此后彻底禁止发行。
发钞权得以全部集中到了朝廷手中，准备金则依靠青丘州金山的开发所得和前三年趁银价下跌时吸纳的白银支撑。
李来亨没有禁止民间继续使用银两或银元进行交易，朝廷收税时一样继续接受贵金属货币，甚至就连向官员、士兵发放俸禄军饷时，往往也都由其自由选择是接受贵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所以纸币改革虽然在天法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为了保障民间物价的稳定，朝廷采取了较为平缓的推进政策，大约花费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得百姓开始普遍接受使用纸币进行交易。
就整体效果而言，由于朝廷的准备十分充分，又恰逢青丘州金山开发提供的黄金储备，纸币制改革十分成功，不仅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且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朝廷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朝廷手上。
自平准战争以来的财政危机被彻底化解，至天法四十年时，大顺的财政岁入已经连年激增，达到了官票三亿元之多。
这之中除了纸币改革带来的铸币税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顺的海外扩张有利可图。
虽然大顺在西域的大规模扩张，如在朔方建省，如设置安北大都督府管辖漠北地区，如对西域的强力管制和治理，基本上来说都是赔本的，而且财政亏空的额度极为庞大。
但是大顺在关东、朝鲜和日本的扩张都是有利可图的，对关东的扩张自不必说，辽东自万历以后重归版图，黑龙江、吉林等地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和垦殖运动，为顺朝带来了每年数百万元官票的收入。
朝鲜被化为乐浪、熊津两都督府后，经过十余年的重建后，也可说是百废俱兴，每年亦为顺朝带来二百余万元岁入。
顺军借着追剿满洲海盗之余，先以长崎为租借地，后来又慢慢靠收买九州岛各地的大名封建主扩张势力，最终发到了和德川幕府全面开战的地步。
为了征服日本，大顺先后投入了约一亿元的巨额军费，占领日本的初期，虽然采取了依靠大名进行委任管理的间接统治方式，可每年顺朝还是会亏空军费一千万元左右。
但是占领日本带来的好处，远比一年亏空的一千万元军费多。
大顺借此完全垄断了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这样从东亚大陆直到新大陆的西海岸，整个太平洋都处在大顺朝的控制中。
仅此一项带来的海关税增加，就超过了八百万元，至于其他委任大名的贡税，以及如长崎一类顺军直辖城市带来的财政收入，与瀛洲地区的海关税相加，总共可以为顺朝带来超过一千五百万元的收入增加。
孝宗继位以后，顺朝结束了世祖时期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政策，版图领土都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财政方面经过整理以后，顺朝的财政总收入是为四亿六千万元。
财政收入的增加，除了因为版图扩张、人民滋生造成的田赋收入增加以外，如在工商税方面，盐税经过改革整理以后，陆续增加了一千万元以上；茶税亦然，而且茶税方面还由于出口的增加，增幅更为巨大。
此外世祖朝后期，由于朝廷开始经营大量国营企业和工厂，官业收入也成为了一大财政支柱。
到孝宗朝初年整理财政时，朝廷便发现，田赋收入已从世祖朝中期的51%，下降到了16%；盐税收入则从世祖朝中期的9%，上升到了11%；关税收入增加最为惊人，由世祖朝的9%，上升到了28%之多。
其余的工商杂税和官业收入增长，也都十分惊人。孝宗朝初年，由于减少了大量军费支出，遂在这一预算方案的基础上实行了连续六年的大规模减税，而在减税以后，商业繁荣，朝廷的年收入依旧维持在四亿元以上，国用充足，亦可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