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但在世祖朝，一代人无疑完成了许多代人才能办成的伟业。
要知道，大顺的国初时代，可说是这个王朝统治最严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呆迷儿帝国尚未崛起的年代里，大顺周边无强敌，李来亨的意志几乎可以完全被贯彻到物质层面。
他肆意挥霍着无数百姓积累出来的国库，使大顺国威远布四海八方，将明末以来日渐衰竭的中华国势，一举扭转和推动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峰。
来自欧洲的西洋传教士们，都在他们的笔记下记载了关于天法皇帝的各种传说。
他的军队，他的国土，他的财富，他的人民，那一切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的事物，却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李来亨将西洋殖民者的力量拒于马六甲以西，连锁反应甚至于造成了西洋势力连印度洋都不再能够独霸。
世界变得更为多姿多彩起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活下来的人数要比原来历史上多得多。
而本将饱受战争、饥荒和殖民之苦的印度人民，也在呆迷儿帝国的成功治理下，实现了一种结合形式的多元政权繁荣。
大顺朝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也都留存在李来亨的遗诏之中。
他给继承人皇太孙李润石留下的一系列遗诏和材料里，以祖训形式，留下了不少对后世大顺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指示。
包括孝宗、高宗以后，方颁行的《皇顺帝国钦定宪法》，很多要素也是出自李来亨的设计。
按照《皇顺帝国钦定宪法》的要求，资政院是帝国国会的上议会。帝国国会同时也由下议会——议政院和皇帝组成。
资政院总计有199名议员，其中包括20名来自全国各宗教团体的灵职阁员、89名民选阁员和90名非选举产生的钦选阁员。其中民选议员根据党派更迭而流动，钦定议员为终身任职，灵职议员于其保有神职身份时续任。
在立宪之初《钦定宪法》便指出资政院有权驳回议政院的所有法令，但是这一权力在随后很快就缩水，并且受到了院章的严格限制。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权力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议政院的法令并不能不经过资政院直接呈请御批，资政院仍然能够通过延宕性否决（可将议政院通过之法令在资政院搁置三到十二个月不等）来迫使议政院撤回部分法令。
在建院之初，资政院也曾经试图从大理寺处争取过司法职能，但是在“寺院之争”失败之后资政院最终只能行使有限（实际上是全部）的立法权。
资政院的议员来源正如上文所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被称为：民选阁员、钦选阁员、灵职阁员。
起初，民选阁员由各省地方选出两倍于定额人数者（即要求5人，则选举10人），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指派前往开封任职，其中多为各地有名望的乡绅或者是实业家。
而在后来政党政治逐渐成型之后，民选阁员的选举则采用了多数制的办法，即获得大选的党派能够获得资政院民选议员的全部席位。获胜的党派将可以由其全权指派89名议员进入资政院而不受谕令干涉；联合获选党派则根据各党派登记在案之党员数量来分配席位。
这一办法最初因为监管不力而发生了非常恶劣的丑闻，皇帝也经常借用这一渠道干涉资政院的组成。
钦选阁员一共有90名，略多于民选阁员，这也是大顺二元君主立宪的本质所在。
钦选阁员全部由君主提名。其中宗室王公为10人；各大都督府辖区所属的王公世爵共15人；国朝勋臣20人，帝京大学、帝国大学、进士馆大学等高等院校中退休的各类教育界人士10人，从非内阁部门中退休的常务公务人员20人，以及商界纳税多额者15人。
世爵阁员除非犯下重罪被褫夺了爵位的，一般阁员的位置是世袭的，如果继承人在继承爵位时未成年，其监护人可以代替其参加资政院讨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若世爵人丁稀少，无法继承爵位，以至于出现议席流产的情况，那么流产议席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民间人士出任。
由于大顺对于世爵的继承有各种严格的考核要求，即便人丁旺盛，王公贵族们的爵位世袭也未必顺利——所以这一点也就成为皇帝干涉国会的体制漏洞之一。
中国国内主要活跃的宗教有传统的道教和汉传佛教，在西北一带有势力根深蒂固的回教传统，在东南地区则由于受到国外传教士的影响，存在不弱的基督教势力。
此外来自印度的基督教张孙宗宗派和在雪域有很大影响力的黄教，虽然备受朝廷打压，但也在国内存在一定影响力。
资政院在开院之初，就设置了二十位灵职阁员，以代表在国内的主要宗教。这是一种政教趋于合一并且由政府主导宗教的体系，同时也被后来的宪法学者、政治学家认为是朝廷对其合法性的一种塑造。
根据资政院的院章，由朝廷委任管理各大宗教团体的行政管理组织，如中华回教协会、中华佛教总会、中华正教会、中华自治公教会等组织，可以自行推选指定数量的灵职阁员。
可是由于大顺并未推行过真正的宗教团体自治政策，顺朝境内的一切宗教团体，都要接受朝廷指派的各种公会、总会组织管理，事实上其人员的选拔完全是朝廷行政方面的安排。
因此这一方面的议员，事实上也完全由朝廷和皇帝指定。
这种二元制的国会构成，使得大顺国政始终维持着高度稳定性，促成了高宗以后的历代繁荣局面，可也为后世的改革造成很大阻碍。
特别是皇帝手握过大的权力，其肆意干涉国会、指定议员的权力，在后世必然遭到各界的群起攻击，并最终成为仇恨的集火点。
也是因此，后来大顺的全部反体制活动，都被集结到了共和派的旗帜之下。
无论左还是右，所有反体制分子都以共和之名对朝廷和皇室发起攻击。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一点是，对大顺来说，君主制在后来的确成为了其国家体制的最大缺陷。
要知道，大顺的国初时代，可说是这个王朝统治最严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呆迷儿帝国尚未崛起的年代里，大顺周边无强敌，李来亨的意志几乎可以完全被贯彻到物质层面。
他肆意挥霍着无数百姓积累出来的国库，使大顺国威远布四海八方，将明末以来日渐衰竭的中华国势，一举扭转和推动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峰。
来自欧洲的西洋传教士们，都在他们的笔记下记载了关于天法皇帝的各种传说。
他的军队，他的国土，他的财富，他的人民，那一切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的事物，却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李来亨将西洋殖民者的力量拒于马六甲以西，连锁反应甚至于造成了西洋势力连印度洋都不再能够独霸。
世界变得更为多姿多彩起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活下来的人数要比原来历史上多得多。
而本将饱受战争、饥荒和殖民之苦的印度人民，也在呆迷儿帝国的成功治理下，实现了一种结合形式的多元政权繁荣。
大顺朝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也都留存在李来亨的遗诏之中。
他给继承人皇太孙李润石留下的一系列遗诏和材料里，以祖训形式，留下了不少对后世大顺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指示。
包括孝宗、高宗以后，方颁行的《皇顺帝国钦定宪法》，很多要素也是出自李来亨的设计。
按照《皇顺帝国钦定宪法》的要求，资政院是帝国国会的上议会。帝国国会同时也由下议会——议政院和皇帝组成。
资政院总计有199名议员，其中包括20名来自全国各宗教团体的灵职阁员、89名民选阁员和90名非选举产生的钦选阁员。其中民选议员根据党派更迭而流动，钦定议员为终身任职，灵职议员于其保有神职身份时续任。
在立宪之初《钦定宪法》便指出资政院有权驳回议政院的所有法令，但是这一权力在随后很快就缩水，并且受到了院章的严格限制。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权力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议政院的法令并不能不经过资政院直接呈请御批，资政院仍然能够通过延宕性否决（可将议政院通过之法令在资政院搁置三到十二个月不等）来迫使议政院撤回部分法令。
在建院之初，资政院也曾经试图从大理寺处争取过司法职能，但是在“寺院之争”失败之后资政院最终只能行使有限（实际上是全部）的立法权。
资政院的议员来源正如上文所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被称为：民选阁员、钦选阁员、灵职阁员。
起初，民选阁员由各省地方选出两倍于定额人数者（即要求5人，则选举10人），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指派前往开封任职，其中多为各地有名望的乡绅或者是实业家。
而在后来政党政治逐渐成型之后，民选阁员的选举则采用了多数制的办法，即获得大选的党派能够获得资政院民选议员的全部席位。获胜的党派将可以由其全权指派89名议员进入资政院而不受谕令干涉；联合获选党派则根据各党派登记在案之党员数量来分配席位。
这一办法最初因为监管不力而发生了非常恶劣的丑闻，皇帝也经常借用这一渠道干涉资政院的组成。
钦选阁员一共有90名，略多于民选阁员，这也是大顺二元君主立宪的本质所在。
钦选阁员全部由君主提名。其中宗室王公为10人；各大都督府辖区所属的王公世爵共15人；国朝勋臣20人，帝京大学、帝国大学、进士馆大学等高等院校中退休的各类教育界人士10人，从非内阁部门中退休的常务公务人员20人，以及商界纳税多额者15人。
世爵阁员除非犯下重罪被褫夺了爵位的，一般阁员的位置是世袭的，如果继承人在继承爵位时未成年，其监护人可以代替其参加资政院讨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若世爵人丁稀少，无法继承爵位，以至于出现议席流产的情况，那么流产议席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民间人士出任。
由于大顺对于世爵的继承有各种严格的考核要求，即便人丁旺盛，王公贵族们的爵位世袭也未必顺利——所以这一点也就成为皇帝干涉国会的体制漏洞之一。
中国国内主要活跃的宗教有传统的道教和汉传佛教，在西北一带有势力根深蒂固的回教传统，在东南地区则由于受到国外传教士的影响，存在不弱的基督教势力。
此外来自印度的基督教张孙宗宗派和在雪域有很大影响力的黄教，虽然备受朝廷打压，但也在国内存在一定影响力。
资政院在开院之初，就设置了二十位灵职阁员，以代表在国内的主要宗教。这是一种政教趋于合一并且由政府主导宗教的体系，同时也被后来的宪法学者、政治学家认为是朝廷对其合法性的一种塑造。
根据资政院的院章，由朝廷委任管理各大宗教团体的行政管理组织，如中华回教协会、中华佛教总会、中华正教会、中华自治公教会等组织，可以自行推选指定数量的灵职阁员。
可是由于大顺并未推行过真正的宗教团体自治政策，顺朝境内的一切宗教团体，都要接受朝廷指派的各种公会、总会组织管理，事实上其人员的选拔完全是朝廷行政方面的安排。
因此这一方面的议员，事实上也完全由朝廷和皇帝指定。
这种二元制的国会构成，使得大顺国政始终维持着高度稳定性，促成了高宗以后的历代繁荣局面，可也为后世的改革造成很大阻碍。
特别是皇帝手握过大的权力，其肆意干涉国会、指定议员的权力，在后世必然遭到各界的群起攻击，并最终成为仇恨的集火点。
也是因此，后来大顺的全部反体制活动，都被集结到了共和派的旗帜之下。
无论左还是右，所有反体制分子都以共和之名对朝廷和皇室发起攻击。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一点是，对大顺来说，君主制在后来的确成为了其国家体制的最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