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在基层连队学以致用的他，从满腔热血的军校生变成彻头彻尾的兵痞，只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最大的理想是尽快转业。甚至还早不早地说下一门亲，在地方上找了个未婚妻。
男人若非万不得已，哪个会主动往婚姻的火盆里跳？吴克想要离开部队、重新开始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军校四年本科、两年硕士，毕业三年就想跑？政治部理所当然地扣下了他的转业申请。
发生在南海的那场遭遇战改变了他。
如果不是闲的无聊，如果不是补给船正好有人调休，根本轮不到上尉吴克去安波岛。大天朝耍流氓扩建岛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嘴皮子官司打再多，都顶不住工业化的挖沙船和吊装车日干夜干。外交抗议、国际仲裁程序繁琐，话还没说完岛便建好了。设身处地地想想，任谁恐怕都得咳口血含在嘴里。
这样的“流氓外交”搞多了，其他声称主权国也不是傻子，除了走程序发抗议之外，只要发现哪片争议海域的工程船突然变多，会立马派军舰频繁出巡，遇上天朝船只免不了抖抖威风。
字面上所谓的“擦枪走火”，新闻里无关痛痒的“零星冲突”，为了给外交斡旋预留空间，人们连伤亡情况都不会知道。
可对亲历其事的人来说，远远没有如此简单。
战争创伤后遗症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任缺失，只因为见识过真正地狱的人，再也想象不出所谓“善良”、“美好”。
刚刚还在身边谈笑的营长，转瞬就被弹片削飞半个脑袋，吴克第一次知道人脑里有这幺多颜色，花花绿绿的，跟调色盘一样。
守岛的大多是工程兵，没有什幺作战经验。作为战场上军衔最高的人，吴克被迫成为临时指挥官，盲目的下达各种命令：建工事、集中火力、注意掩护、保持警戒……
如果可以，他恨不能将所有人挡在自己身前，护其一己周全。军人也是人，也会贪生怕死，也会趋利避害，没谁活该挡枪子儿。可当满脸血迹、身中数枪的官兵，依然用尽最后力气去执行他那些不尽合理的指示时，吴克深深怀疑起自己曾经奉若真理的利己主义。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当兵就该上战场。是虎就该山中走，是龙就该闯海洋……”
通信硕士眼中曾经粗暴无比的愚民教育、洗脑神曲，从此焕发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重新活过一次的人。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并非迷信或概率，更多还是因为人在亲历过生死之后，观念和欲望都会改变。是好是坏说不定，能肯定的只有改变本身：原本大大咧咧的，可能会变得比谁都谨小慎微；原本贪生怕死的，可能转向今朝有酒今朝醉。
吴克显然属于后者。
在他的潜意识里，遭遇战后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长官阵亡、全营死伤过半，所谓“声称主权国”打完了最后一发炮弹才走。决策层为了不引发国际关注、影响建岛速度，决定将整个军事行动隐瞒下来。阵亡者都以烈士名义授勋，他们的家人却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因何而死。
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吴克把转业报告攥在手里半个月，不断找到拖延的理由：字体不一、行间距过小、措辞生硬……
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的理由其实根本就不是理由。
顶头上司是吴克老乡，无数次地暗示说，组织上的态度是但求息事宁人，只要他敢讲，什幺要求都尽量满足；父母不清楚儿子遭遇了什幺，但也从所谓“无限期休假”的非常待遇中揣测一二，劝他早点回老家尽孝；就连没见过几面的未婚妻也托人捎话，已经找到稳定工作，随军是不可能的，若要夫妻分居，这婚结不结也没多大意思。
这些话即便他们不说，吴克也已经跟自己讲过无数遍。
可惜他忘不了，忘不了枪林弹雨，忘不了束以待毙，忘不了早就应该冷却的一腔热血。
职业军人才是真正的亡命之徒，名副其实的拿钱卖命。尽管和平年代里的实战机会不多，南海的遭遇也只算非典型事件。特种大队每年两个训练死亡名额却不是玩笑，足以吓退一众热血男儿。
撕掉不知道第几版转业报告，申请参加特战大队遴选。他只用行草写了两句话：以身报国，吾之所愿。
告别老领导，收起军功章，打电话让父母向女方退了亲，吴克头也不回地离开陆战队，成为戍卫区的普通一兵。特别之处无外乎军龄比人长些，军衔比人高些，训练时比人狠些，笑起来比人假些。
之后还有很多次的出生入死，执行绝密任务更是家常便饭，他早已记不清自己受过哪些勋，救过哪些人。
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疤痕一个叠着一个，认知却越来越麻木。只有越来越洒脱的放肆，越来越彻底的享受能够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作为高级军官，吴克既然打定主意独善其身，就省了祸害黄花闺女的心思，他有自己纾解欲望的途径。聪明人往往触类旁通，什幺事看过一两次就能学得有模有样。当初如果没有热血从戎，继续念个通信专业的博士，这辈子指不定也能混个院士什幺的当当。
不过，能把女人当专业来研究的男人，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男人若非万不得已，哪个会主动往婚姻的火盆里跳？吴克想要离开部队、重新开始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军校四年本科、两年硕士，毕业三年就想跑？政治部理所当然地扣下了他的转业申请。
发生在南海的那场遭遇战改变了他。
如果不是闲的无聊，如果不是补给船正好有人调休，根本轮不到上尉吴克去安波岛。大天朝耍流氓扩建岛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嘴皮子官司打再多，都顶不住工业化的挖沙船和吊装车日干夜干。外交抗议、国际仲裁程序繁琐，话还没说完岛便建好了。设身处地地想想，任谁恐怕都得咳口血含在嘴里。
这样的“流氓外交”搞多了，其他声称主权国也不是傻子，除了走程序发抗议之外，只要发现哪片争议海域的工程船突然变多，会立马派军舰频繁出巡，遇上天朝船只免不了抖抖威风。
字面上所谓的“擦枪走火”，新闻里无关痛痒的“零星冲突”，为了给外交斡旋预留空间，人们连伤亡情况都不会知道。
可对亲历其事的人来说，远远没有如此简单。
战争创伤后遗症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任缺失，只因为见识过真正地狱的人，再也想象不出所谓“善良”、“美好”。
刚刚还在身边谈笑的营长，转瞬就被弹片削飞半个脑袋，吴克第一次知道人脑里有这幺多颜色，花花绿绿的，跟调色盘一样。
守岛的大多是工程兵，没有什幺作战经验。作为战场上军衔最高的人，吴克被迫成为临时指挥官，盲目的下达各种命令：建工事、集中火力、注意掩护、保持警戒……
如果可以，他恨不能将所有人挡在自己身前，护其一己周全。军人也是人，也会贪生怕死，也会趋利避害，没谁活该挡枪子儿。可当满脸血迹、身中数枪的官兵，依然用尽最后力气去执行他那些不尽合理的指示时，吴克深深怀疑起自己曾经奉若真理的利己主义。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当兵就该上战场。是虎就该山中走，是龙就该闯海洋……”
通信硕士眼中曾经粗暴无比的愚民教育、洗脑神曲，从此焕发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重新活过一次的人。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并非迷信或概率，更多还是因为人在亲历过生死之后，观念和欲望都会改变。是好是坏说不定，能肯定的只有改变本身：原本大大咧咧的，可能会变得比谁都谨小慎微；原本贪生怕死的，可能转向今朝有酒今朝醉。
吴克显然属于后者。
在他的潜意识里，遭遇战后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长官阵亡、全营死伤过半，所谓“声称主权国”打完了最后一发炮弹才走。决策层为了不引发国际关注、影响建岛速度，决定将整个军事行动隐瞒下来。阵亡者都以烈士名义授勋，他们的家人却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因何而死。
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吴克把转业报告攥在手里半个月，不断找到拖延的理由：字体不一、行间距过小、措辞生硬……
只有他自己知道，真正的理由其实根本就不是理由。
顶头上司是吴克老乡，无数次地暗示说，组织上的态度是但求息事宁人，只要他敢讲，什幺要求都尽量满足；父母不清楚儿子遭遇了什幺，但也从所谓“无限期休假”的非常待遇中揣测一二，劝他早点回老家尽孝；就连没见过几面的未婚妻也托人捎话，已经找到稳定工作，随军是不可能的，若要夫妻分居，这婚结不结也没多大意思。
这些话即便他们不说，吴克也已经跟自己讲过无数遍。
可惜他忘不了，忘不了枪林弹雨，忘不了束以待毙，忘不了早就应该冷却的一腔热血。
职业军人才是真正的亡命之徒，名副其实的拿钱卖命。尽管和平年代里的实战机会不多，南海的遭遇也只算非典型事件。特种大队每年两个训练死亡名额却不是玩笑，足以吓退一众热血男儿。
撕掉不知道第几版转业报告，申请参加特战大队遴选。他只用行草写了两句话：以身报国，吾之所愿。
告别老领导，收起军功章，打电话让父母向女方退了亲，吴克头也不回地离开陆战队，成为戍卫区的普通一兵。特别之处无外乎军龄比人长些，军衔比人高些，训练时比人狠些，笑起来比人假些。
之后还有很多次的出生入死，执行绝密任务更是家常便饭，他早已记不清自己受过哪些勋，救过哪些人。
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疤痕一个叠着一个，认知却越来越麻木。只有越来越洒脱的放肆，越来越彻底的享受能够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作为高级军官，吴克既然打定主意独善其身，就省了祸害黄花闺女的心思，他有自己纾解欲望的途径。聪明人往往触类旁通，什幺事看过一两次就能学得有模有样。当初如果没有热血从戎，继续念个通信专业的博士，这辈子指不定也能混个院士什幺的当当。
不过，能把女人当专业来研究的男人，也算是不枉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