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巡，对禁军改制是主要目的，威逼契丹是附带的。改制之后，三衙的地位和职能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制度上便再没有疑难。
喝了两巡酒，明镐道：“如此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又有叠床架屋之弊——”
看明镐说着连连摇头，徐平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看利弊之间取舍。欲要两全其美，尽取其利而去其弊的，只是说着好听。到头来，多是把弊端集于一身。制度叠床架屋，纵横牵制，官就不容易做。话说回来，官要是那么容易做，用谁都一样的话，那朝廷又何必选贤任能，随便找个人就好了。所以说呀，听到哪个说为官限制太多，让其做不了事的，只要回他这官不做就好。对吧，世间之大，总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明镐听了不由也笑：“相公说的是。只怕底层小校，地方小吏，会浑身不自在。”
“当然不自在了。以前军中，父子兄弟在一营，要什么军法制度，一家人商量就定了营中事务。现在处处有规矩，动辄有制度，那些老人自然受不了。不要说军中，地方上也是一样。州县小吏，多是世代操其业，同为吏人的，多是亲戚宗族，自然视官法如绳索。”
徐平说到这里，不由摇头，与几人一起喝酒。
不只是这个时代，前世也是一样，越是到了基层，对制度反弹越大。最底层的办事人员，最喜欢批判形式主义，经常骂一句官僚主义害死人。很简单，他处理的事情，与其打交道的各种人员，包括政府内部，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当然还有看不顺眼的死对头。往往到了县城一级，公务人员就亲戚连着亲戚，三叔二舅七大姑八大姨。到下面镇里，那就没法看了，除了外边调入的几个主要官员，下面其他人员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
这是必然的事情，地方就那么大，就那么多能够进入统治体系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代传下去，互相之间必然结亲，就必然形成这种局面。当政区小到了一定的程度，治下人口少到了一定规模，就会形成熟人社会，制度和法律对他们就是额外的约束。对于过小的行政层级，削弱权力，然后让其自治是没办法的事。皇权不下县，治权不进村，都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办法深入到社会末梢。除非把家庭完全打散，全部的人都住公共宿舍，所有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不然底层就是这种局面。军队的基层制度，就是如此的。
徐平前世，经常有人痛心疾首的说中国是熟人社会，不讲法制，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似的。基本稳定的社会，基层都是一样，又不能让社会全部按军队来管。
把所有的人员，特别最底层的治理人员，全部纳入到政权内部，不管是财政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是无法负担的。财政成本还可以想办法，政治成本无法可想。不管是直接任命，还是选举轮换，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轮差，不让底层形成稳定的利益阶层。没有了稳定的利益阶层，基层也就没有了对抗政权治理的本钱。
这就是徐平说的那句话，觉得制度约束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的官员，可以辞官不做。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监察，朝廷权力也就没有了。你不能还想着做官，还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约束，不让朝廷对你的权力进行监察，那是把自己当封建主了。
封建的特点，一是世袭，再一个就是阶级，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很少会出现叛乱。封建时代，比如中国的周朝，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大动荡。实现了大一统，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
从五代开始，延续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这样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也是忽起忽落。
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进入宋朝之后，士大夫分成了两派，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一心想改过来。
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军阀轮着披黄袍，牙兵随意更换主将。直到宋朝把军队中的管理体系抽掉，彻底进行封建化，军队终于不造反了，战斗力也一日不如一日。
在政治上集权大一统的同时，宋朝前期在军中是逆历史潮流，退到封建，慢慢再退到类似于部落的制度。现在的军制改革，就是把这一趋势逆转过来，让军事制度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这一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老兵老将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从徐平开始的军制改革，借助对党项的胜利，给了赵祯和朝臣信心。后来他们与地方州县制度比较，认识到了军制变革的本质，主动参与进来并推进。这种变革，除了对军事的集权，还有财政、行政、司法、监察等方方面面的条块分割。
确定了以后三衙的职能，赵祯和他选定的几位主要军事辅佐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喝了一会酒，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天下要设多少外驻衙门，是几州设一处，还是一路设一处，按什么标准来设。宋朝的路不是后来的省，不是行政层级，只具有以监察和财政为主的部分权力。要在州上设一管理机构，不但不会按路来，还会有意地避开跟路级重叠。
商量到最后，徐平道：“应该如此，马军司和步军司的衙门，可以设得密一些，离着大军驻地近一些。如无特殊之下，两司衙门可以在一州，方便各军事务。殿前司则不可跟他们一样，应该设得稀一些，如以管下州县能在一月或二月之内到达为宜，不让新入伍之人在路上多花时间。而且新兵整训完毕，也不需分到附近大军中，可以编成部伍，到千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殿前司衙门，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如果同在一州，只怕多有牵扯，反而不利。”
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几人纷纷称是，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说到这里，徐平突然笑了起来：“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老兵回到乡里，朝廷或有赏赐，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都可由殿前司承担。”
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名义上直隶皇帝，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
喝了两巡酒，明镐道：“如此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又有叠床架屋之弊——”
看明镐说着连连摇头，徐平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看利弊之间取舍。欲要两全其美，尽取其利而去其弊的，只是说着好听。到头来，多是把弊端集于一身。制度叠床架屋，纵横牵制，官就不容易做。话说回来，官要是那么容易做，用谁都一样的话，那朝廷又何必选贤任能，随便找个人就好了。所以说呀，听到哪个说为官限制太多，让其做不了事的，只要回他这官不做就好。对吧，世间之大，总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明镐听了不由也笑：“相公说的是。只怕底层小校，地方小吏，会浑身不自在。”
“当然不自在了。以前军中，父子兄弟在一营，要什么军法制度，一家人商量就定了营中事务。现在处处有规矩，动辄有制度，那些老人自然受不了。不要说军中，地方上也是一样。州县小吏，多是世代操其业，同为吏人的，多是亲戚宗族，自然视官法如绳索。”
徐平说到这里，不由摇头，与几人一起喝酒。
不只是这个时代，前世也是一样，越是到了基层，对制度反弹越大。最底层的办事人员，最喜欢批判形式主义，经常骂一句官僚主义害死人。很简单，他处理的事情，与其打交道的各种人员，包括政府内部，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当然还有看不顺眼的死对头。往往到了县城一级，公务人员就亲戚连着亲戚，三叔二舅七大姑八大姨。到下面镇里，那就没法看了，除了外边调入的几个主要官员，下面其他人员的关系都是盘根错节。
这是必然的事情，地方就那么大，就那么多能够进入统治体系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代传下去，互相之间必然结亲，就必然形成这种局面。当政区小到了一定的程度，治下人口少到了一定规模，就会形成熟人社会，制度和法律对他们就是额外的约束。对于过小的行政层级，削弱权力，然后让其自治是没办法的事。皇权不下县，治权不进村，都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办法深入到社会末梢。除非把家庭完全打散，全部的人都住公共宿舍，所有的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不然底层就是这种局面。军队的基层制度，就是如此的。
徐平前世，经常有人痛心疾首的说中国是熟人社会，不讲法制，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似的。基本稳定的社会，基层都是一样，又不能让社会全部按军队来管。
把所有的人员，特别最底层的治理人员，全部纳入到政权内部，不管是财政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是无法负担的。财政成本还可以想办法，政治成本无法可想。不管是直接任命，还是选举轮换，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轮差，不让底层形成稳定的利益阶层。没有了稳定的利益阶层，基层也就没有了对抗政权治理的本钱。
这就是徐平说的那句话，觉得制度约束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的官员，可以辞官不做。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监察，朝廷权力也就没有了。你不能还想着做官，还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约束，不让朝廷对你的权力进行监察，那是把自己当封建主了。
封建的特点，一是世袭，再一个就是阶级，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很少会出现叛乱。封建时代，比如中国的周朝，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大动荡。实现了大一统，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
从五代开始，延续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这样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也是忽起忽落。
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进入宋朝之后，士大夫分成了两派，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一心想改过来。
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军阀轮着披黄袍，牙兵随意更换主将。直到宋朝把军队中的管理体系抽掉，彻底进行封建化，军队终于不造反了，战斗力也一日不如一日。
在政治上集权大一统的同时，宋朝前期在军中是逆历史潮流，退到封建，慢慢再退到类似于部落的制度。现在的军制改革，就是把这一趋势逆转过来，让军事制度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这一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老兵老将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从徐平开始的军制改革，借助对党项的胜利，给了赵祯和朝臣信心。后来他们与地方州县制度比较，认识到了军制变革的本质，主动参与进来并推进。这种变革，除了对军事的集权，还有财政、行政、司法、监察等方方面面的条块分割。
确定了以后三衙的职能，赵祯和他选定的几位主要军事辅佐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喝了一会酒，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天下要设多少外驻衙门，是几州设一处，还是一路设一处，按什么标准来设。宋朝的路不是后来的省，不是行政层级，只具有以监察和财政为主的部分权力。要在州上设一管理机构，不但不会按路来，还会有意地避开跟路级重叠。
商量到最后，徐平道：“应该如此，马军司和步军司的衙门，可以设得密一些，离着大军驻地近一些。如无特殊之下，两司衙门可以在一州，方便各军事务。殿前司则不可跟他们一样，应该设得稀一些，如以管下州县能在一月或二月之内到达为宜，不让新入伍之人在路上多花时间。而且新兵整训完毕，也不需分到附近大军中，可以编成部伍，到千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殿前司衙门，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如果同在一州，只怕多有牵扯，反而不利。”
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几人纷纷称是，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说到这里，徐平突然笑了起来：“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老兵回到乡里，朝廷或有赏赐，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都可由殿前司承担。”
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名义上直隶皇帝，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