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事儿，让李豫和大唐的不少官吏都对大唐的内政和百姓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忽然之间发现，只要是你让百姓们过的舒服了，那百姓们也能让你当官吏的舒服了。
而当官吏的舒服了，当皇帝的就也舒服了，这完全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不光是这样，李豫还发现，自从这两年大唐百姓的生活比之前好了一些之后，大唐的科举中举的人才也比之前的质量好了不少，因为最后的殿试往往都是李豫亲自把关的，所以对于这一点，李豫还是十分满意的。
说起来，大唐的科举还是比较自由的，一般只在几个大区稍微认真地选拔一次，合格者便可直接参加“省试”。
省试名义上是由尚书省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其录取人选与各人的名次全由知贡举一人确定。知贡举一般是三年一换的，也有时一年一换，各人的学识、品性、心态不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考卷不糊名，有时尚未开考，而名次已定，更有强要状元、自定状元的。各个时代都有黑幕，大唐也无法例外。
不过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自从刘晏还是当了宰相，并且自己想要从这些个参加考试的举子中选择人才的时候，这种现象显然就好了不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之前大唐的状元实际最多只相当于明、清的“会元”(会试第一)，甚至连会元都不如。
因为后世明、清诸朝科举考试已是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筛选层次既多且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人数亦远远超出了大唐，大唐应考的举子多则两千人，一般每年一千人左右，而明清读书人参加科举不仅人数则极为庞大，录取比例自然也就很小，而且会元的确定有极严格的程序，一般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算数。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已经被打破了，随着这几年在李昀有意无意的倡导之下读书的人越发的多了，大唐应试的举子早就已经破了万了，从之前的千里挑一到这个时候的万里挑一，质量不用说也是有着十分大的提升。
除此之外，大隋设科举之时，乃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大唐在这方面是沿袭隋制，并有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国家制度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兴起，要求提高社会地位，获得参政机会;大唐朝廷用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办法，以此选拔合格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笼络士人等。
其考生的来源有从国子监来的“生徒”和经州、县选送的“乡贡”。先由礼部考试录取，再经吏部考以身、言、书、判，合格后始能授官。
在这些方面，制度其实一开始就是十分严格的，想要浑水摸鱼更是难如登天，只要在每一次的考试上把掌握权柄的人换成李豫和刘晏真正了解的人，几乎就能得到一个相当真实的成绩。
要说这制度稍微有点漏洞的话，大唐考试的难度那可真的是没得说，就连李昀看过了之后都是称赞连连，按照他的说法，真的要是有人能爱这个难度的考试里面过五关斩六将的到了最后，那他的确就是一个人才，一点都不带掺假的。
李昀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科目里面可不都是像他之前想象一样都是主观题，你就写你的文章就完事儿了，写得好就中了，而是主观和客观你都得牛逼才行。
大唐的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这种题目后世也有，名字没这么文气，就叫“填空”，大名鼎鼎。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尤其是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一直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这还不算，唐代考试科目又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叫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举科，童子科等五十多种。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秀才一科，在大唐初年的要求极高，很少有人能通过，譬如太宗李世民时期，就有一科考完没有一个通过秀才考试的记录，可见其难度之高，因此秀才科逐渐废弃，这跟明清时节“举人满地走，秀才多如狗”是完全不同的，看官诸君莫要误会了。而俊士科则不常举行。考试的方式有：口试，贴经(填空)，墨义(相当于口试的笔试化)，策问(论文)，杂文(诗赋)。
明经科的内容：九部经书，《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不仅仅是六经，另外，《孝经》、《论语》为必考。明经科的考试方式一般只是口试，贴经(填空)，墨义。一般只要对经文以及注释，记忆背诵熟练，就可中试。
再看进士科。进士科原来只考策问，后来加上贴经(填空)，杂文(诗赋)。贴经只贴大经，即《礼记》、《左传》。再加上贴《老子》，十个问题中能答上四个即可合格，诗赋各一。
策问要写五篇，策问主要是对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政务、漕运、盐政等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回答。刚才已经提到过，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可怜兮兮的1%-2%，因此当时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绝非儿戏，那是真的难考。
而当官吏的舒服了，当皇帝的就也舒服了，这完全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不光是这样，李豫还发现，自从这两年大唐百姓的生活比之前好了一些之后，大唐的科举中举的人才也比之前的质量好了不少，因为最后的殿试往往都是李豫亲自把关的，所以对于这一点，李豫还是十分满意的。
说起来，大唐的科举还是比较自由的，一般只在几个大区稍微认真地选拔一次，合格者便可直接参加“省试”。
省试名义上是由尚书省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其录取人选与各人的名次全由知贡举一人确定。知贡举一般是三年一换的，也有时一年一换，各人的学识、品性、心态不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考卷不糊名，有时尚未开考，而名次已定，更有强要状元、自定状元的。各个时代都有黑幕，大唐也无法例外。
不过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自从刘晏还是当了宰相，并且自己想要从这些个参加考试的举子中选择人才的时候，这种现象显然就好了不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之前大唐的状元实际最多只相当于明、清的“会元”(会试第一)，甚至连会元都不如。
因为后世明、清诸朝科举考试已是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筛选层次既多且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人数亦远远超出了大唐，大唐应考的举子多则两千人，一般每年一千人左右，而明清读书人参加科举不仅人数则极为庞大，录取比例自然也就很小，而且会元的确定有极严格的程序，一般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算数。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已经被打破了，随着这几年在李昀有意无意的倡导之下读书的人越发的多了，大唐应试的举子早就已经破了万了，从之前的千里挑一到这个时候的万里挑一，质量不用说也是有着十分大的提升。
除此之外，大隋设科举之时，乃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大唐在这方面是沿袭隋制，并有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国家制度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兴起，要求提高社会地位，获得参政机会;大唐朝廷用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办法，以此选拔合格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笼络士人等。
其考生的来源有从国子监来的“生徒”和经州、县选送的“乡贡”。先由礼部考试录取，再经吏部考以身、言、书、判，合格后始能授官。
在这些方面，制度其实一开始就是十分严格的，想要浑水摸鱼更是难如登天，只要在每一次的考试上把掌握权柄的人换成李豫和刘晏真正了解的人，几乎就能得到一个相当真实的成绩。
要说这制度稍微有点漏洞的话，大唐考试的难度那可真的是没得说，就连李昀看过了之后都是称赞连连，按照他的说法，真的要是有人能爱这个难度的考试里面过五关斩六将的到了最后，那他的确就是一个人才，一点都不带掺假的。
李昀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科目里面可不都是像他之前想象一样都是主观题，你就写你的文章就完事儿了，写得好就中了，而是主观和客观你都得牛逼才行。
大唐的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这种题目后世也有，名字没这么文气，就叫“填空”，大名鼎鼎。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尤其是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一直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这还不算，唐代考试科目又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叫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举科，童子科等五十多种。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秀才一科，在大唐初年的要求极高，很少有人能通过，譬如太宗李世民时期，就有一科考完没有一个通过秀才考试的记录，可见其难度之高，因此秀才科逐渐废弃，这跟明清时节“举人满地走，秀才多如狗”是完全不同的，看官诸君莫要误会了。而俊士科则不常举行。考试的方式有：口试，贴经(填空)，墨义(相当于口试的笔试化)，策问(论文)，杂文(诗赋)。
明经科的内容：九部经书，《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不仅仅是六经，另外，《孝经》、《论语》为必考。明经科的考试方式一般只是口试，贴经(填空)，墨义。一般只要对经文以及注释，记忆背诵熟练，就可中试。
再看进士科。进士科原来只考策问，后来加上贴经(填空)，杂文(诗赋)。贴经只贴大经，即《礼记》、《左传》。再加上贴《老子》，十个问题中能答上四个即可合格，诗赋各一。
策问要写五篇，策问主要是对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政务、漕运、盐政等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回答。刚才已经提到过，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可怜兮兮的1%-2%，因此当时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绝非儿戏，那是真的难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