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匈奴、鲜卑、乌桓、羌诸族的问题，都要从记忆中的历史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这是族运之争，决定千年族运的争夺，而这方才是这个世界，杨伊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
命运掠夺的气运，也就是这千年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气运。
只要杨伊能厘定这千年气运的归属，那么命运怀揣的那些气运，也不会被它支配了，这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方式。
至于百战，那只是一个幌子，杨伊怎么会在规划好的棋盘上下这盘棋呢？
几个世界的积累，让她窥破了这场征战，最终胜负的方式，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以心决胜。
这本来就是一个个虚幻的世界，若是杨伊还要按部就班的努力百战百胜，随着命运的逐渐加码，她必然会有翻车的可能性。
这怎么允许！
所以，在不知不觉间，杨伊将这一次的比拼，演化到了极致，一举决定千年族运的演化归属，而这之后的千百年间，所有的王朝沉浮，诞生的人道龙气，都将被她一举吞下。
这由不得命运来做主了，他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仓库里保存的物品，都各有主人，也就是一个个王朝，它们有自主选择归属的权利。
坐镇在襄阳，但是杨伊却望向北域，这一局，她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千年族运之归属，而脑海中，那无数的历史片段，就是她胜负的关键。
清王朝乾隆二十二年，清军用武力降服了准噶尔蒙古部落，彻底瓦解了蒙古人对清朝的威胁。
但必须要看到，清朝绝不是单纯通过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还辅以了系统性的政治手段，正是这种软硬兼备的策略，才使其再无“北患”。
清朝对蒙古的政策性手段，所知最广的大概就是“减丁制度”和“藏传佛教”。
实际上的“减丁制度”根本就是个谣传；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为，《外蒙古行记》中谈到，当地蒙古人曾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清王朝长期统治之后，而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这段话从数据上根本站不住脚，每个时代都有人口上限的，就像是如今，诸多夷族加起来也就五百万左右的人口，而这就是草原容纳力的上限了。
蒙古人同样也是生存在草原的，所以人口只会少不会多。
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满于清王朝的统治，为仇恨而宣扬的。
而且，从从史料的角度上说，也没有任何可以佐证“减丁政策”的蛛丝马迹，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实。
而另一个主要观点，藏传佛教的影响到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藏传佛教的兴盛，显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过宗教施加影响是一个更柔性的因素，因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说中原地区也曾流行过外来宗教，但宗教并没有深刻改变中原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更何况，蒙古地区从原始的萨满教转向藏传佛教的进程，从蒙古帝国时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候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还远远没有出现。
所以，只能说满族人有意识的借助了它的影响，而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选择，二者间的主次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
自从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彪悍的蒙古铁骑就像狂风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
但必须得承认，当时的蒙古帝国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设实在是不值一提；别说高等级的文明特征，就连文字都没有，宗教也停留在杀生祭祀的原始阶段。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当地文化同化。
进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汉文化，中亚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触了藏族之后，大量蒙古人开始转信了藏传佛教。
作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萨迦派，俗称花教）的凉州会盟。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元朝被重新撵到草原牧马之后，蒙古人的宗教系统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萨满教阶段。
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藏传佛教。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地区大多数人信奉黄教（格鲁派）而不是萨迦派的原因；要知道凉州会盟时，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格鲁派的教派存在。
随着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颁布，从律法上约定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法典不但规定了僧人的来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但此人的亲戚可用牲畜赎回献身者，是王公则出牲畜五头，是平民则出牲畜三头”。
还详细规定了僧人的特权，“向喇嘛及班第（上层喇嘛的徒众）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贱役者，处以马一匹的财产刑”、“掠夺僧侣所属爱马克者，处以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
但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大量的僧伽阶层确实对蒙古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人口的减少，还在于寺院供养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这种分配，越来越呈现向少数人的聚集。
有资料记载，每个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两白银的供养成本，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数据计算，蒙古地区每年都要为此支付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应该公允的说，满清政府是通过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将蒙古人民进行了人群划分，将整个蒙古划分为僧人和俗人两个部分，并通过鼓励供养的方式，诱导了大量蒙古人投身于信仰。
曾有人传说，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个儿子中，必须有一个出家的传闻，这肯定不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部蒙古史书有过类似记载。
毕竟不需要奋斗就能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又有多少人会拿起刀来拼命呢？
另外，满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大活佛的册封也有着政治考量，本来整个蒙古地区都以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为尊，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将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世系扶持起来，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东格鲁派；这实际上，摊薄了外蒙活佛世系的权利。
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王朝还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们在蒙古地区推行的“盟旗制度”了。
作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蒙古盟旗制度从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开始实施，至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东归全部入旗为止，历时147年，方告全部完成。
盟旗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领权利过大的问题，将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划分了固定的牧区，割断了各部之间的传统联系。
更重要的是，从前从属于一位首领的大部落，被划分为好几个旗，每个旗都有各自的札萨克（执政官），直接向清王朝负责。
在编旗的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1、原来的领主能否成为扎萨克，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原来的成分，还要考虑其政治表现，如对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贡献大小；
2、编制户口时要重新考虑，使之大体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实力太大；
3、编制牛录，基本是按照整齐划一的标准进行，使之更像军队，这样更加容易指挥；
4、登记户口，保证兵源；
5、牧地一经划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亩，违者要受到处罚。
盟旗制度实施后，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势力，将历代都异常头痛的北方边患化解于无形。
以至于，连长城都失去了意义，康熙帝曾颇为自诩的说:“普秦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恩施于喀尔喀，是指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简单点说，清政府的蒙古盟旗制度是另一套人群细分政策；将整个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个个稀碎的牧场藩篱之内，让这些奔驰的烈马，失去了纵情驰骋的辽阔草原。
另外，这个政策还有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内核，制定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对于草原部族的性格特点掌握之透彻，实在令人发指。
要知道，草原部族之间自古以来就不太团结，各部落之间的掠夺和仇杀司空见惯，大部落正是用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壮大自己，最终便会出现，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国这种庞然大物。
但你不能说，这是草原部族中人的性格上有什么缺陷，而是草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
随时随地的游牧生活，让草原民族难以固化，各部落之间相距甚远，谈不到有什么亲情和睦。
而且，游牧的生活，抵御灾难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发生灾害，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去掠夺别的部落和国家。
既然这样，那就一种划分牧场的方式来固化民众，让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区域，这样彪悍的草原部族便和农耕文明的汉人没什么区别了，失去了驰骋的草原，在烈性的骏马也得低头。
而除此之外，通婚、分化拉拢蒙古王公等等，就只是普通的政治手段，不过也正是在这些手段叠加作用下，清王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边患。
为此，杨伊在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由翰林众学士探讨，一个简陋的八旗制度出台，草原部族只能有八旗，各旗各有其地，不得擅自跨越。
由大汉朝做为裁判，厘定八旗所属草原，限制活动范围，也保证不会因为厮杀诞生一个霸主。
定下制度，草原上就将有八个部族了，这八个部族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将来的十年内，会一一筑城，分割这八个部族。
其外就是文字、历史了；允许保留自己的文字，但是必须使用汉言。
种种手段，只是为了不让草原上诞生霸主，草原上的族群，本来就没有民族之分的，今天可以说是匈奴人，但是被乌桓人打败了，那就是乌桓人，被鲜卑人打败了，那就是鲜卑人。
只有一个部族太过强势，至少延续百年霸业之后，方才可能成就一族，可若不能在整个华夏成为霸主，那这一族，也只是烟花一般绽放消失。
毕竟，在第一次决定霸主的战役中，是汉民族胜利了，两汉数百年，终究让匈奴人灭亡了，而汉之后，有魏，有晋，还有隋唐，匈奴却已然消逝。
这才是族运之争，才是天命在汉不在夷。
刘豹既然已死，刘渊俯首，那么这八旗制度就可以从南匈奴中开始推行了，厘定南匈奴的地盘，划分草原八旗，收服秦汉故地，这才是季汉王朝该做的事。
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荆州，正在发生的战事，和这一举决定千年族运的大事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不过，在这个时代来说，却是两者并重，季汉王朝只有再次一统天下，方才能真正的决定族运，方才有这个资格。
这是族运之争，决定千年族运的争夺，而这方才是这个世界，杨伊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
命运掠夺的气运，也就是这千年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气运。
只要杨伊能厘定这千年气运的归属，那么命运怀揣的那些气运，也不会被它支配了，这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方式。
至于百战，那只是一个幌子，杨伊怎么会在规划好的棋盘上下这盘棋呢？
几个世界的积累，让她窥破了这场征战，最终胜负的方式，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以心决胜。
这本来就是一个个虚幻的世界，若是杨伊还要按部就班的努力百战百胜，随着命运的逐渐加码，她必然会有翻车的可能性。
这怎么允许！
所以，在不知不觉间，杨伊将这一次的比拼，演化到了极致，一举决定千年族运的演化归属，而这之后的千百年间，所有的王朝沉浮，诞生的人道龙气，都将被她一举吞下。
这由不得命运来做主了，他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仓库里保存的物品，都各有主人，也就是一个个王朝，它们有自主选择归属的权利。
坐镇在襄阳，但是杨伊却望向北域，这一局，她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千年族运之归属，而脑海中，那无数的历史片段，就是她胜负的关键。
清王朝乾隆二十二年，清军用武力降服了准噶尔蒙古部落，彻底瓦解了蒙古人对清朝的威胁。
但必须要看到，清朝绝不是单纯通过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还辅以了系统性的政治手段，正是这种软硬兼备的策略，才使其再无“北患”。
清朝对蒙古的政策性手段，所知最广的大概就是“减丁制度”和“藏传佛教”。
实际上的“减丁制度”根本就是个谣传；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为，《外蒙古行记》中谈到，当地蒙古人曾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清王朝长期统治之后，而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这段话从数据上根本站不住脚，每个时代都有人口上限的，就像是如今，诸多夷族加起来也就五百万左右的人口，而这就是草原容纳力的上限了。
蒙古人同样也是生存在草原的，所以人口只会少不会多。
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满于清王朝的统治，为仇恨而宣扬的。
而且，从从史料的角度上说，也没有任何可以佐证“减丁政策”的蛛丝马迹，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实。
而另一个主要观点，藏传佛教的影响到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藏传佛教的兴盛，显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过宗教施加影响是一个更柔性的因素，因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说中原地区也曾流行过外来宗教，但宗教并没有深刻改变中原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更何况，蒙古地区从原始的萨满教转向藏传佛教的进程，从蒙古帝国时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候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还远远没有出现。
所以，只能说满族人有意识的借助了它的影响，而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选择，二者间的主次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
自从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彪悍的蒙古铁骑就像狂风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
但必须得承认，当时的蒙古帝国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设实在是不值一提；别说高等级的文明特征，就连文字都没有，宗教也停留在杀生祭祀的原始阶段。
因此，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当地文化同化。
进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汉文化，中亚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触了藏族之后，大量蒙古人开始转信了藏传佛教。
作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萨迦派，俗称花教）的凉州会盟。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元朝被重新撵到草原牧马之后，蒙古人的宗教系统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萨满教阶段。
直到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后，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藏传佛教。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地区大多数人信奉黄教（格鲁派）而不是萨迦派的原因；要知道凉州会盟时，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格鲁派的教派存在。
随着俺达汗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颁布，从律法上约定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法典不但规定了僧人的来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但此人的亲戚可用牲畜赎回献身者，是王公则出牲畜五头，是平民则出牲畜三头”。
还详细规定了僧人的特权，“向喇嘛及班第（上层喇嘛的徒众）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贱役者，处以马一匹的财产刑”、“掠夺僧侣所属爱马克者，处以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
但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大量的僧伽阶层确实对蒙古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人口的减少，还在于寺院供养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这种分配，越来越呈现向少数人的聚集。
有资料记载，每个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两白银的供养成本，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数据计算，蒙古地区每年都要为此支付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应该公允的说，满清政府是通过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将蒙古人民进行了人群划分，将整个蒙古划分为僧人和俗人两个部分，并通过鼓励供养的方式，诱导了大量蒙古人投身于信仰。
曾有人传说，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个儿子中，必须有一个出家的传闻，这肯定不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部蒙古史书有过类似记载。
毕竟不需要奋斗就能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又有多少人会拿起刀来拼命呢？
另外，满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大活佛的册封也有着政治考量，本来整个蒙古地区都以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为尊，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将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世系扶持起来，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东格鲁派；这实际上，摊薄了外蒙活佛世系的权利。
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王朝还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们在蒙古地区推行的“盟旗制度”了。
作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蒙古盟旗制度从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开始实施，至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东归全部入旗为止，历时147年，方告全部完成。
盟旗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领权利过大的问题，将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划分了固定的牧区，割断了各部之间的传统联系。
更重要的是，从前从属于一位首领的大部落，被划分为好几个旗，每个旗都有各自的札萨克（执政官），直接向清王朝负责。
在编旗的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1、原来的领主能否成为扎萨克，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原来的成分，还要考虑其政治表现，如对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贡献大小；
2、编制户口时要重新考虑，使之大体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实力太大；
3、编制牛录，基本是按照整齐划一的标准进行，使之更像军队，这样更加容易指挥；
4、登记户口，保证兵源；
5、牧地一经划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亩，违者要受到处罚。
盟旗制度实施后，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势力，将历代都异常头痛的北方边患化解于无形。
以至于，连长城都失去了意义，康熙帝曾颇为自诩的说:“普秦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恩施于喀尔喀，是指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简单点说，清政府的蒙古盟旗制度是另一套人群细分政策；将整个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个个稀碎的牧场藩篱之内，让这些奔驰的烈马，失去了纵情驰骋的辽阔草原。
另外，这个政策还有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内核，制定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对于草原部族的性格特点掌握之透彻，实在令人发指。
要知道，草原部族之间自古以来就不太团结，各部落之间的掠夺和仇杀司空见惯，大部落正是用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壮大自己，最终便会出现，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国这种庞然大物。
但你不能说，这是草原部族中人的性格上有什么缺陷，而是草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
随时随地的游牧生活，让草原民族难以固化，各部落之间相距甚远，谈不到有什么亲情和睦。
而且，游牧的生活，抵御灾难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发生灾害，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去掠夺别的部落和国家。
既然这样，那就一种划分牧场的方式来固化民众，让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区域，这样彪悍的草原部族便和农耕文明的汉人没什么区别了，失去了驰骋的草原，在烈性的骏马也得低头。
而除此之外，通婚、分化拉拢蒙古王公等等，就只是普通的政治手段，不过也正是在这些手段叠加作用下，清王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边患。
为此，杨伊在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由翰林众学士探讨，一个简陋的八旗制度出台，草原部族只能有八旗，各旗各有其地，不得擅自跨越。
由大汉朝做为裁判，厘定八旗所属草原，限制活动范围，也保证不会因为厮杀诞生一个霸主。
定下制度，草原上就将有八个部族了，这八个部族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将来的十年内，会一一筑城，分割这八个部族。
其外就是文字、历史了；允许保留自己的文字，但是必须使用汉言。
种种手段，只是为了不让草原上诞生霸主，草原上的族群，本来就没有民族之分的，今天可以说是匈奴人，但是被乌桓人打败了，那就是乌桓人，被鲜卑人打败了，那就是鲜卑人。
只有一个部族太过强势，至少延续百年霸业之后，方才可能成就一族，可若不能在整个华夏成为霸主，那这一族，也只是烟花一般绽放消失。
毕竟，在第一次决定霸主的战役中，是汉民族胜利了，两汉数百年，终究让匈奴人灭亡了，而汉之后，有魏，有晋，还有隋唐，匈奴却已然消逝。
这才是族运之争，才是天命在汉不在夷。
刘豹既然已死，刘渊俯首，那么这八旗制度就可以从南匈奴中开始推行了，厘定南匈奴的地盘，划分草原八旗，收服秦汉故地，这才是季汉王朝该做的事。
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荆州，正在发生的战事，和这一举决定千年族运的大事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不过，在这个时代来说，却是两者并重，季汉王朝只有再次一统天下，方才能真正的决定族运，方才有这个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