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方面有理由带着浓厚的兴趣看待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在外面表现出的愈来愈大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由于这个组织的负贵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并且因为他的兄弟曾宣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敌人，况且这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严峻的战事之秋，是在日本进攻太平洋地区被粉碎之前。当时日军还占领着新加坡、缅甸、高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而国军在缅甸同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
情报机关的情报是来自在真正无形的住住是最危险的战线上同敌人作战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是对所有抗日分子及其同僚的积极性产生怀疑的依据。
至于战略情报局，有两个事实使延安方面有理由对它做出更坏的预想。这些事实并非与间谍的活动站直接有关，但是通过研究却可以从中发现战略情报的欧洲处在盟国的活动。
引起大家严重关切的事实之一是盟国防谍报机关在远东的秘密战略观点。
同时所有国家的情报机关也了解第二个事实是美国秘密机构进行反对由戴高乐领导的为法国而战斗的爱国者的活动。
确信李广元同延安有联系之后，常凯申完全明白他该如何行事，因为他把针对那边的行动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彼此之间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总体构想。
所以，见到李广元后，他说：“好朋友，到自己住处换一下衣服。您的柜子里有晚礼服，对不？”
“您的人把枕头都拆开了。他们还看了我在棉垫肩里藏了什么没有，”李广元答道，“您要警告他们，要用线缝上。我是很机警的，分队长，我惯于发现蛛丝马迹象。“
“他们目无纪律！”常凯申叹了口气，“我会处罚他们的。我亲自指示过他们。”
“穿晚礼服做什么？”
“听音乐会”常凯申说，“战时经济部部长宋大文下令电站保证音乐厅的灯光，他特别喜欢的乐队，甚至因此和宣传部长吵了一架：宣传部长下令把所有乐队编入‘后备军人’，而他喜欢音乐。今晚就举办那个人的作品音乐会。”
“天呐，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陷，就是那个又聋又瞎的老头……”
“阿炳？”李广元说。他难过地望着常凯申“和您差不多的年纪时他已经死了，您可没管自己叫老头儿。”
“别生气，李广元，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礼服我会穿的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李广元。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常凯申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南京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住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常凯申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李广元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常凯申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出时，李广元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上海的“金客来”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当时施李广元想到，俄国的导演水平远远超过了日本和美国。不过音乐艺术对处理方法的欣赏力、对舞台上出现个性的担心、对把大家赶在一起并置于在谁的领导之下的愿望开了一个罪恶的玩笑：在一些人的统治下，修建了庞大的公路干线，生产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飞机，但却没有产生一部超出本国疆界的书，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兴趣的电影、歌剧、交响乐、绘画和雕塑。国家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号召研究传统、憎恨对新的形式的探索，使这个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贫困。唯有一些由于汪未经的垂青而得以成为标新立异的人。他的指挥风格超过所有人。当梅思品指出，应当结束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它分化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的时候，汪未经反驳说：
“那些指挥家在模仿我同手下讲话的风格。请不要妨碍他的自由，归根到底他宣传的仅仅是伟大的中国人。据我所知，他从未也音乐会上指挥独奏过其他国家的音乐。”
在比占领的上海，听到自己人演奏的乐曲时，李广元感到一种最崇高的自豪。他的喉头硬咽了。正是他的革命，他的同志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探索的飞跃。中国古老灿烂的文明时期可曾有过这样的飞跃？
“难道可以同敌人妥协？”
“我就会马上接受刽子手的建议！”常凯申低声说，奇怪地向李广元递了个眼色。
音乐会中断了十分钟。城市上空被动的开始空袭，南京人人立即辨别出日本“零”式轰炸机的轰鸣。
他们步行走回中山门大街。
常凯申默默走了很久才说：“听着，我的战友，您是个聪明人，对一切都理解得很准确，包括我同那些思考世界大战的人联合的尝试，以及我同您的上司之间的新关系，但主要的东西您不了解，而这似乎又不是大问题。我不了解主要的东西，所以我把您拉来听饿着肚子的合唱队员在台上大喊大叫。在那间您十分熟悉的办公室里我工作了许多年，我不再相信别人，李广元。我甚至不相信自己，明白吗？不，不，这是真的，不要这样想，我现在不是和您做游戏，你们中断的谈判重新恢复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显然为了把谈判继续下去。”
常凯申懊恼地挥了一下手：“谈判一直在进行，李广元，一分钟也没有中断。早在一九四0年詹国强就飞往东京，在，‘总统’饭店同美国人休特讨论了单独媾和的问题。他安排中立的党派人士同詹国强会晤。这一切不是发生在昨天，也不是通过别的中间人和投降过来的人，这发生在五个月以前，在我们向共产党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在游击军队后退时，他们达成了办议。詹国强允许从我们的监狱中撤走有钱的地下党和有名望的间谍。明白吗？他们订了君子协定。詹国强打电话之后，有人来找我，从我这里得到释放两干名肮脏的间谍的许可。可我军随后开始了反击，那些游击队四处溃散，于是詹国强中断了同那边的一切联系．只有他的手下还在奔波。在我的案卷中有关于此事的全部材料。一月份斯大林开始进攻克拉科夫，救了美国人的命。德国人只能从西线调回部队对付科涅夫。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再次会见联系人，这是在北海道附近的秋名山。二月十二日，在您前往延安之前，新的协议签订了。您明白吗？根据协议每两周要释放一千二百名共党分子，并派车把他们送住延安。为此，那些银行家答应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停止反汪宣传。唉，如果汪先生让那个年前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就好啦。如果这些银行家肯定要通过银行付给国际红十字会黄金，而那边自然要用这笔钱为我们买汽油、汽车和医疗器械。这些东西已运到了国内，所以我们的飞机又飞上了天，李广元，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开自己的汽车。除此之外，詹国强还同银行界的大亨们签订了协定。这协定向詹国强提供了庇护权。向调查的结果一样，这是因为他这个伪政府的高官拯救了很多要消灭的不幸的人，让他们替他说情吧。而且他们现在正在说情，请您相信。”
李广元摇摇头：“您不要以为世界是健忘的。”
常凯申痛苦地冷冷一笑：“记忆是不存在的，李广元，记住这一点吧。让我去编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节吧，一个月内我就会向国人证明，以前进行的所有运动是接受了汪未经的命令的，那是能允许的破坏。汪未经从未号召进行蹂躏共产党人的暴行，这一切都是敌人的宣传。总统只希望；关心不幸的国人摆脱那些不好的愤怒。‘记忆’，忘掉这个词吧。是的，不能忘记旧怨，但这与记忆这个概念毫无关系，那仅仅是一种痛苦的复仇愿望。就是这样。我们是可以破坏詹国强的协议的。‘我们’是什么意思？是丁末村，而不是我。依我看，让喜欢的人当总理好啦，全盘输掉了，听其自然吧。我觉得丁末村似乎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了解地下情报和詹国强身边发生的事情。一句话，我截获了发往日本和延安的密码电报，内容涉及双方同詹国强的谈判。丁末村自然向他的上司报告了达个情况，而他的上司下令：‘对所有向监狱里对共产党人提供帮助的人格杀勿论！’”
“如果是其他事情犯罪的犯人呢？”
“李广元，提问题要在您头脑里想好后再提‘如果是其他犯人会怎么样呢？’您想提这个问题吧？答案您早就清楚了，别装模作样了。您可真狡猾。”
“恰恰是一些狡猾的人搞的这个把戏。”
常凯申停住脚步，掏出一张纸片，看完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空袭过后．”他仍然带着笑意说，“尤其是在春季，南京城里弥漫着秋天的气息，只不过在往年烤的是栗子，而我们这里现在烧焦的是房子。让我们继续谈吧，我想听听您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李广元，问题是詹国强怂恿我们监管理处长、卫队的大队进行合作。那边答应一定拒绝执行汪先生的疏散命令，‘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处死所有犯人的命令。而且监狱那边从詹国强口中已经得知此事。不过他们不只是了解情况，他满足了您的上司的请求，拜见了盟军的高层，把标有我们所有监狱位置的地图交给了他。詹国强把地图带去，是他亲自带的。他显然得到了赦免的保证。现在他试图释放一些高管的家人。丁末村禁止我释放这些人，于是我报告了您的上司。詹国强现在正在说服梅思品。梅思品不敢作主，对上面的恐惧威慑着他。就是这样，李广元。在延安方面的工作，一切进展顺利。那边给詹国强的电文被截收，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月了，是同詹国强会晤我知道，他们找詹国强问这是什么意思，您的上司当然回答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正是他的人挤到敌人跟前，强加给他与全国领袖会晤的想法。其他人去找詹国强，全国领袖回答他说，丁末村是个实力人物，让他们去谈吧。詹国强亲自命令丁末村派手下去找汪先生，请求批准同延安那边接触。汪未经听自己的连襟讲完，摆摆手说；‘大战期间同有地位的人说废话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詹国强还是让丁末村不等手下的答复，就飞到重庆。在那里他会见了你不想知道的人，还有您认为还有谁？丁末村，李事群再次请求会晤詹国强，强调说其他国家的命运使他感到不安。于是詹国强把丁末村领到自己在庐山的住处。他们商定，把所有犯人违反汪先生的命令集中到北部的一个监狱。为此才开始向我们军队和卫队提供汽油。即使这样我也要问，詹国强为什么借口打算恢复中断的关系把您也拖进这可怕的游戏里？”
直到昨天，直到与詹国强见面之前，常凯申还不知道这些谈判的全部真实情况。当然，他得到了部分情报，但是为了准备同李广元进行赌博，他没有向詹国强摊牌，他请求‘亲爱的同志’向他更详尽地解释局势。詹国强注意到自己同常凯申的良好关系，没有猜出这个人有自己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是向这位特务头子披露了他认为适宜披露的情况。
同时詹国强不知道常凯申已得知李广元的情况。常凯申象爱护眼球一样爱惜这张王牌，因为他的行动与此密切相连，这个行动是他今后的救命良药。他的针对俄国的设想将会轰动一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会谈论这件事。西方最有权势的人将保护他这位设计妙计的人。他们善于评价一些能够采取最重要的行动的识时务的聪明人。常凯申是有能力的，其他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干。一句话，因为大多数人是个拘泥于细节的人。
听着常凯申的话，李广元油然产生了吸一支烟的强烈欲望，他的手指冰凉，但他克制住自己：“这么说，我在过去的全部努力对于某种非常重要、我难以想象的东西来说是徒劳的，是一个幌子喽？”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您在那边不是徒劳的，您帮我和吴四宝弄清了传动带的复杂结构。嗨，我们还是没弄清这个复杂结构的内容，尽管有一条传动带已经截断。”
“可倒霉的其他潜伏者怎么办？”
“他们暂时把他拉出了这场游戏。我觉得他们似乎把哪条线视为自己的主要后备力量，因为他毕竟控制着五十万大军，这是值些钱的。”
“那么这就是詹国强拉我去恢复还未破坏的东西的原因吗？”
“对这件事我的兴趣比您还大，李广元。在一个濒于破产的极权机构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关心整体，而不是个人。”
“您希望我去问詹国强吗？”
“他会马上处死您，一秒钟也不会耽误。不行，不能这样。您考虑一下，您有一个晚上的思考时间。这以后您再来找我一起探讨下。”
三小时后，常凯申看到李广元向中心报告同自己谈话内容的密电。
“妙极啦。”常凯申微微一笑，“让那边去想吧，让他去考虑那些现在在南京反对詹国强的人吧，让他去考虑美国人，考虑詹国强即将与日本人订立同盟的事情吧；让他做出选择，他现在可以进行选择我向他推荐自己，吴四宝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反对罗斯福并公开仇视克里姆林宫的力量越来越强。
如同所有着名政治家一样，美国总统相信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在拟定和修改政策的人之间出现的微小阴影也将给国家的事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
因此，在收到俄国领袖就英美情报机关在南京和日本的人接触一事发来的措词强烈的信件后，总统思考了很久。必须向亲信们十分委婉地提出要求：必须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内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边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不安和愤怒。在那边领导的信反反映出了这种不安和愤怒。
总统明白，华盛顿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向他说出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国内的某些传统势力有多么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么的古板，这些人同上一所大学，同去一个俱乐部，看同样的书，在同一个场地打高尔夫球，他们对报界赞扬的事物津津乐道，对《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或者《邮报》对事物进行的实用主义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击感到厌恶。
因此，总统试图弄明白，在他给领导人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么激怒了那样一个巨头。
在听取自己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后并同他的圈子里的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罗斯福独自做出了特别重要的决定。如果文件中有某个词在他看来过于含糊、不够明确，或者不必要的强硬或者相反太软弱的话，他都亲自修改。他迷上了一个作家的书。他觉得因果关系同规律这一概念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因果关系中包含着连续的思维的必要性，最终通过语言影响生活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达，所以总统两次让副官给他拿来装有关于有关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势的东西，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一个人物绝不会随随便使地对待一个词，罗斯福对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后，总统觉得文字完全得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家，他知道在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口中说出的话里预先安排的爆炸性词汇的价值。
所以，他勾勾划划，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然后以认为自已是公正的和对同盟者真诚的心情把信放在一边，手指叉在一起，他心里明白，有一些他暂时不能、也许是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时在折磨他。首先，为什么那边只字不提同日本人的来往。其次，关于这些谈判，那边为什么对他守口如瓶。最后一点，情报局对这些谈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仅限于挑淹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来自负责情报的密友手中，这该如何解释？
他不得不在心中承认，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中国在战争年代受到可怕的损失，却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看作是反对惨无人道的霸权中的主要力量。
军方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在西线各地段的敌对分子投降能带来实际好处，但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其责任在外交宫身上。
情报机关的情报是来自在真正无形的住住是最危险的战线上同敌人作战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是对所有抗日分子及其同僚的积极性产生怀疑的依据。
至于战略情报局，有两个事实使延安方面有理由对它做出更坏的预想。这些事实并非与间谍的活动站直接有关，但是通过研究却可以从中发现战略情报的欧洲处在盟国的活动。
引起大家严重关切的事实之一是盟国防谍报机关在远东的秘密战略观点。
同时所有国家的情报机关也了解第二个事实是美国秘密机构进行反对由戴高乐领导的为法国而战斗的爱国者的活动。
确信李广元同延安有联系之后，常凯申完全明白他该如何行事，因为他把针对那边的行动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彼此之间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总体构想。
所以，见到李广元后，他说：“好朋友，到自己住处换一下衣服。您的柜子里有晚礼服，对不？”
“您的人把枕头都拆开了。他们还看了我在棉垫肩里藏了什么没有，”李广元答道，“您要警告他们，要用线缝上。我是很机警的，分队长，我惯于发现蛛丝马迹象。“
“他们目无纪律！”常凯申叹了口气，“我会处罚他们的。我亲自指示过他们。”
“穿晚礼服做什么？”
“听音乐会”常凯申说，“战时经济部部长宋大文下令电站保证音乐厅的灯光，他特别喜欢的乐队，甚至因此和宣传部长吵了一架：宣传部长下令把所有乐队编入‘后备军人’，而他喜欢音乐。今晚就举办那个人的作品音乐会。”
“天呐，我把他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陷，就是那个又聋又瞎的老头……”
“阿炳？”李广元说。他难过地望着常凯申“和您差不多的年纪时他已经死了，您可没管自己叫老头儿。”
“别生气，李广元，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礼服我会穿的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李广元。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常凯申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南京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住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常凯申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李广元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常凯申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出时，李广元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上海的“金客来”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当时施李广元想到，俄国的导演水平远远超过了日本和美国。不过音乐艺术对处理方法的欣赏力、对舞台上出现个性的担心、对把大家赶在一起并置于在谁的领导之下的愿望开了一个罪恶的玩笑：在一些人的统治下，修建了庞大的公路干线，生产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飞机，但却没有产生一部超出本国疆界的书，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兴趣的电影、歌剧、交响乐、绘画和雕塑。国家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号召研究传统、憎恨对新的形式的探索，使这个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贫困。唯有一些由于汪未经的垂青而得以成为标新立异的人。他的指挥风格超过所有人。当梅思品指出，应当结束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它分化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的时候，汪未经反驳说：
“那些指挥家在模仿我同手下讲话的风格。请不要妨碍他的自由，归根到底他宣传的仅仅是伟大的中国人。据我所知，他从未也音乐会上指挥独奏过其他国家的音乐。”
在比占领的上海，听到自己人演奏的乐曲时，李广元感到一种最崇高的自豪。他的喉头硬咽了。正是他的革命，他的同志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探索的飞跃。中国古老灿烂的文明时期可曾有过这样的飞跃？
“难道可以同敌人妥协？”
“我就会马上接受刽子手的建议！”常凯申低声说，奇怪地向李广元递了个眼色。
音乐会中断了十分钟。城市上空被动的开始空袭，南京人人立即辨别出日本“零”式轰炸机的轰鸣。
他们步行走回中山门大街。
常凯申默默走了很久才说：“听着，我的战友，您是个聪明人，对一切都理解得很准确，包括我同那些思考世界大战的人联合的尝试，以及我同您的上司之间的新关系，但主要的东西您不了解，而这似乎又不是大问题。我不了解主要的东西，所以我把您拉来听饿着肚子的合唱队员在台上大喊大叫。在那间您十分熟悉的办公室里我工作了许多年，我不再相信别人，李广元。我甚至不相信自己，明白吗？不，不，这是真的，不要这样想，我现在不是和您做游戏，你们中断的谈判重新恢复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显然为了把谈判继续下去。”
常凯申懊恼地挥了一下手：“谈判一直在进行，李广元，一分钟也没有中断。早在一九四0年詹国强就飞往东京，在，‘总统’饭店同美国人休特讨论了单独媾和的问题。他安排中立的党派人士同詹国强会晤。这一切不是发生在昨天，也不是通过别的中间人和投降过来的人，这发生在五个月以前，在我们向共产党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在游击军队后退时，他们达成了办议。詹国强允许从我们的监狱中撤走有钱的地下党和有名望的间谍。明白吗？他们订了君子协定。詹国强打电话之后，有人来找我，从我这里得到释放两干名肮脏的间谍的许可。可我军随后开始了反击，那些游击队四处溃散，于是詹国强中断了同那边的一切联系．只有他的手下还在奔波。在我的案卷中有关于此事的全部材料。一月份斯大林开始进攻克拉科夫，救了美国人的命。德国人只能从西线调回部队对付科涅夫。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再次会见联系人，这是在北海道附近的秋名山。二月十二日，在您前往延安之前，新的协议签订了。您明白吗？根据协议每两周要释放一千二百名共党分子，并派车把他们送住延安。为此，那些银行家答应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停止反汪宣传。唉，如果汪先生让那个年前能同他们达成协议就好啦。如果这些银行家肯定要通过银行付给国际红十字会黄金，而那边自然要用这笔钱为我们买汽油、汽车和医疗器械。这些东西已运到了国内，所以我们的飞机又飞上了天，李广元，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开自己的汽车。除此之外，詹国强还同银行界的大亨们签订了协定。这协定向詹国强提供了庇护权。向调查的结果一样，这是因为他这个伪政府的高官拯救了很多要消灭的不幸的人，让他们替他说情吧。而且他们现在正在说情，请您相信。”
李广元摇摇头：“您不要以为世界是健忘的。”
常凯申痛苦地冷冷一笑：“记忆是不存在的，李广元，记住这一点吧。让我去编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节吧，一个月内我就会向国人证明，以前进行的所有运动是接受了汪未经的命令的，那是能允许的破坏。汪未经从未号召进行蹂躏共产党人的暴行，这一切都是敌人的宣传。总统只希望；关心不幸的国人摆脱那些不好的愤怒。‘记忆’，忘掉这个词吧。是的，不能忘记旧怨，但这与记忆这个概念毫无关系，那仅仅是一种痛苦的复仇愿望。就是这样。我们是可以破坏詹国强的协议的。‘我们’是什么意思？是丁末村，而不是我。依我看，让喜欢的人当总理好啦，全盘输掉了，听其自然吧。我觉得丁末村似乎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他了解地下情报和詹国强身边发生的事情。一句话，我截获了发往日本和延安的密码电报，内容涉及双方同詹国强的谈判。丁末村自然向他的上司报告了达个情况，而他的上司下令：‘对所有向监狱里对共产党人提供帮助的人格杀勿论！’”
“如果是其他事情犯罪的犯人呢？”
“李广元，提问题要在您头脑里想好后再提‘如果是其他犯人会怎么样呢？’您想提这个问题吧？答案您早就清楚了，别装模作样了。您可真狡猾。”
“恰恰是一些狡猾的人搞的这个把戏。”
常凯申停住脚步，掏出一张纸片，看完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空袭过后．”他仍然带着笑意说，“尤其是在春季，南京城里弥漫着秋天的气息，只不过在往年烤的是栗子，而我们这里现在烧焦的是房子。让我们继续谈吧，我想听听您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李广元，问题是詹国强怂恿我们监管理处长、卫队的大队进行合作。那边答应一定拒绝执行汪先生的疏散命令，‘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处死所有犯人的命令。而且监狱那边从詹国强口中已经得知此事。不过他们不只是了解情况，他满足了您的上司的请求，拜见了盟军的高层，把标有我们所有监狱位置的地图交给了他。詹国强把地图带去，是他亲自带的。他显然得到了赦免的保证。现在他试图释放一些高管的家人。丁末村禁止我释放这些人，于是我报告了您的上司。詹国强现在正在说服梅思品。梅思品不敢作主，对上面的恐惧威慑着他。就是这样，李广元。在延安方面的工作，一切进展顺利。那边给詹国强的电文被截收，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月了，是同詹国强会晤我知道，他们找詹国强问这是什么意思，您的上司当然回答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正是他的人挤到敌人跟前，强加给他与全国领袖会晤的想法。其他人去找詹国强，全国领袖回答他说，丁末村是个实力人物，让他们去谈吧。詹国强亲自命令丁末村派手下去找汪先生，请求批准同延安那边接触。汪未经听自己的连襟讲完，摆摆手说；‘大战期间同有地位的人说废话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詹国强还是让丁末村不等手下的答复，就飞到重庆。在那里他会见了你不想知道的人，还有您认为还有谁？丁末村，李事群再次请求会晤詹国强，强调说其他国家的命运使他感到不安。于是詹国强把丁末村领到自己在庐山的住处。他们商定，把所有犯人违反汪先生的命令集中到北部的一个监狱。为此才开始向我们军队和卫队提供汽油。即使这样我也要问，詹国强为什么借口打算恢复中断的关系把您也拖进这可怕的游戏里？”
直到昨天，直到与詹国强见面之前，常凯申还不知道这些谈判的全部真实情况。当然，他得到了部分情报，但是为了准备同李广元进行赌博，他没有向詹国强摊牌，他请求‘亲爱的同志’向他更详尽地解释局势。詹国强注意到自己同常凯申的良好关系，没有猜出这个人有自己的特别行动计划，于是向这位特务头子披露了他认为适宜披露的情况。
同时詹国强不知道常凯申已得知李广元的情况。常凯申象爱护眼球一样爱惜这张王牌，因为他的行动与此密切相连，这个行动是他今后的救命良药。他的针对俄国的设想将会轰动一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会谈论这件事。西方最有权势的人将保护他这位设计妙计的人。他们善于评价一些能够采取最重要的行动的识时务的聪明人。常凯申是有能力的，其他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干。一句话，因为大多数人是个拘泥于细节的人。
听着常凯申的话，李广元油然产生了吸一支烟的强烈欲望，他的手指冰凉，但他克制住自己：“这么说，我在过去的全部努力对于某种非常重要、我难以想象的东西来说是徒劳的，是一个幌子喽？”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您在那边不是徒劳的，您帮我和吴四宝弄清了传动带的复杂结构。嗨，我们还是没弄清这个复杂结构的内容，尽管有一条传动带已经截断。”
“可倒霉的其他潜伏者怎么办？”
“他们暂时把他拉出了这场游戏。我觉得他们似乎把哪条线视为自己的主要后备力量，因为他毕竟控制着五十万大军，这是值些钱的。”
“那么这就是詹国强拉我去恢复还未破坏的东西的原因吗？”
“对这件事我的兴趣比您还大，李广元。在一个濒于破产的极权机构里，地位越高的人，越是关心整体，而不是个人。”
“您希望我去问詹国强吗？”
“他会马上处死您，一秒钟也不会耽误。不行，不能这样。您考虑一下，您有一个晚上的思考时间。这以后您再来找我一起探讨下。”
三小时后，常凯申看到李广元向中心报告同自己谈话内容的密电。
“妙极啦。”常凯申微微一笑，“让那边去想吧，让他去考虑那些现在在南京反对詹国强的人吧，让他去考虑美国人，考虑詹国强即将与日本人订立同盟的事情吧；让他做出选择，他现在可以进行选择我向他推荐自己，吴四宝也和我一样，在美国反对罗斯福并公开仇视克里姆林宫的力量越来越强。
如同所有着名政治家一样，美国总统相信自己的大本营。他认为，在拟定和修改政策的人之间出现的微小阴影也将给国家的事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
因此，在收到俄国领袖就英美情报机关在南京和日本的人接触一事发来的措词强烈的信件后，总统思考了很久。必须向亲信们十分委婉地提出要求：必须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杜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内查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边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不安和愤怒。在那边领导的信反反映出了这种不安和愤怒。
总统明白，华盛顿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向他说出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
他知道，国内的某些传统势力有多么大，有些人的概念是多么的古板，这些人同上一所大学，同去一个俱乐部，看同样的书，在同一个场地打高尔夫球，他们对报界赞扬的事物津津乐道，对《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或者《邮报》对事物进行的实用主义的和不大令人信服的攻击感到厌恶。
因此，总统试图弄明白，在他给领导人的信件中完全是坦率的、最友善的口吻到底是什么激怒了那样一个巨头。
在听取自己大本营成员的意见后并同他的圈子里的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罗斯福独自做出了特别重要的决定。如果文件中有某个词在他看来过于含糊、不够明确，或者不必要的强硬或者相反太软弱的话，他都亲自修改。他迷上了一个作家的书。他觉得因果关系同规律这一概念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因果关系中包含着连续的思维的必要性，最终通过语言影响生活这一方式是生活的必要性的表达，所以总统两次让副官给他拿来装有关于有关事件的信函的卷宗。他深入地分析左右局势的东西，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一个人物绝不会随随便使地对待一个词，罗斯福对此很清楚。
非常挑剔地看完自己的信之后，总统觉得文字完全得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家，他知道在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口中说出的话里预先安排的爆炸性词汇的价值。
所以，他勾勾划划，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然后以认为自已是公正的和对同盟者真诚的心情把信放在一边，手指叉在一起，他心里明白，有一些他暂时不能、也许是不愿意回答自己的问题时时在折磨他。首先，为什么那边只字不提同日本人的来往。其次，关于这些谈判，那边为什么对他守口如瓶。最后一点，情报局对这些谈判至今未做一定的分析仅限于挑淹淘汰那些不完整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来自负责情报的密友手中，这该如何解释？
他不得不在心中承认，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中国在战争年代受到可怕的损失，却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看作是反对惨无人道的霸权中的主要力量。
军方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证明，在西线各地段的敌对分子投降能带来实际好处，但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其责任在外交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