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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梓钧

正文 030【一刻钟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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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从成化、弘治年间起,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

    想做秀才可不容易,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道试,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搭。

    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每次考试的规矩都不同,内容也有少许变化,道试需要考《五经》题目。

    通过府试可称“童生”,即为“进学”;通过道试可补“生员”,俗称“秀才”。

    在文章锦绣之地,仅一次府试,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参加。

    嗯,以上这些,都跟王渊无关!

    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

    据姜准的《歧海琐谈》记载,在弘治、正德年间,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考官随便出个上联,对出下联就能通过。或者是背诵经义,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稍难一些的考八股,都不用把文章写完,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

    咱宋公子当年考秀才,都没有惊动按察使(兼职副提学官)。他爹一个小土司,就能当主考官(仅限贵竹司),而且只出了一道题,那便是——写对联!

    宋公子的对联写得不错,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

    按察使又让宋公子背课文,哇,课文背得好流利,此子真神童也,妥妥的秀才!

    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

    说白了,腐败而已。

    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都是这样随性妄为,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因此朝廷才开始改革,到弘治皇帝的时候,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

    于是,席书来了!

    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等于无人管理贵州教育事务。

    朝廷派席书担任贵州专职副提学官,那是寄予厚望的,务必要在贵州落实朝廷的童子试政策。

    耗费两年时间,席书终于破局,这次亲自组织考试。

    对贵州城的学童而言,今年的县试好难啊!

    “喂,你听说没有,今年县试要考八股。”

    “真的?不是只默写经义吗?”

    “又要默写经义,又要作八股!”

    “那怎么办?我还没学过制文呢,早知道去年就来考了!”

    “别慌,听说八股文只考破题。”

    “破题我也不会啊,这玩意儿怎么破?”

    “……”

    你看,在贵州考童生多难,贵州的学童们多可怜——江南学童听了想打人。

    王渊和刘耀祖提着考箱,刚到司学门口,就听到阵阵议论声。

    刘耀祖顿时紧张起来:“王二,我也刚学作八股,这次怕是不能进学了。”

    “没事,”王渊安慰道,“今年不行,那就明年再来,反正你还没把四书吃透。”

    “嘎!”

    沉沉的司学大门被推开,一个官差踏出门槛,宣布道:“提学副使有令,今岁贵竹司、中曹司、龙里司、扎佐司、贵州卫、贵州前卫……各司学、卫学、社学、私学之学童,县试与府试合而为一,考试优异者直接进学,四月与贵州诸童生参加道试!”

    好嘛,前两天已经进行了考生登记,今天就要正式开考。结果突然宣布,两次考试并为一次,咱们这位提学副使不按套路出牌啊。

    主要是不想应付卫所的军官,特别是汤家,其始祖为汤和之子、征南将军汤永慕。

    今天就把童生敲定下来,一场考试完事儿,免得汤家跑来走后门说情。

    此举明显是乱来,但无所谓。

    这场考试从头到尾都不守规矩,也不差这一遭了。县试本该知县当主考官,放在贵州就是小土司当主考官,席书硬要把贵州城附近的学童都叫来一起考,他身为提学副使居然亲自主持县试。

    全乱套了!

    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防止土司徇私舞弊。

    一个脸上有数道鞭痕,额头发肿的学童,无比紧张道:“大哥,你说我如果落榜了,那个女人会不会把我打死?”

    “什么那个女人?”学童身边的少年责怪道,“即为后母,便当尊敬!”

    学童捂着发肿的额头,嘀咕道:“好几次把我打得半死,你让我怎么尊敬她?”

    少年名叫汤冔,汤和后代,司学生员。

    学童名叫汤邦,是汤冔的二弟。

    他们的生母很早就过世,继母严氏凶残蛮横,动辄对其棍打鞭抽。历史上,二弟汤邦、三弟汤鼎,全都被继母打得逃离家族,只剩汤冔顽强活到成年,并且最终考上进士。

    为什么要提汤冔?

    这个少年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大弟子!

    “汤邦,贵州卫世袭军户子弟……保人陈纲,贵州宣慰司学生员……”

    汤冔拍拍二弟的肩膀:“进去吧,你肯定能进学!”

    “王渊,贵竹司农户子弟……保人宋际,贵州宣慰司学生员……”

    王渊提着考箱,紧跟在汤邦身后,宋公子也适时出现。

    很快轮到王渊,两名吏员确认其身份,又比对了宋际的相貌描述,这才给他搜身和检查考箱,宣布说:“并无夹带。”

    王渊提着考箱进入考场,而作为保人的宋公子,则撤回到台阶旁边。

    台阶之上,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正大马金刀坐着镇场子。身边还站着沈师爷,以及另一个中年儒生。

    “慰堂兄,刚才那孩童,便是你的亲传弟子?”中年儒生笑问。

    沈复璁说道:“此子天资聪慧,以吾之微薄才学,只能勉强当他的蒙师。”

    席书有些惊讶:“该是何等聪敏,才能让慰堂自谦至此耶!”

    “容禀,”沈复璁拱手欠身,“此子虽非过目不忘,但三日习得《三字经》,七日习得《千字文》,二十一日掌握《小四书》,三十六日默诵《四书》,半年不到已领会《四书集注》。”

    席书并不怀疑沈师爷之言,因为这种事没必要说谎。他笑道:“若真如此,待得道试之后,吾亲自为其业师亦可。”

    沈复璁连忙说:“那是他的大造化!”

    《四书》没那么可怕,四本书加起来才多少字啊?比背六级英语单词容易多了。

    拿《大学》来举例,一篇散文而已,高中生用两天时间就能背诵。古代考生每日复习一遍,三个月下来,就能对《大学》内容形成条件反射,你便是想忘都忘不掉!

    真正可怕的是《四书集注》,朱熹老先生害人不浅。

    只能按照朱熹的批注去理解四书,只能按照这种理解去作八股文,把读书人的思想都给框死了。就像沈师爷喜欢看杂书,考举人的时候经常脱纲,一不小心就跟朱熹批注相悖,连续考了三次乡试都光荣落榜。

    有时候朱熹突然脑抽,给出的批注很刁钻,你也得跟着他脑抽才行。

    王渊学《四书集注》就更痛苦,因为他有着现代人的灵魂。他并不认同朱熹的某些思想,却必须强迫自己背下来,而且还要拿这些内容去写八股文。

    如此学习方式,王渊担心自己会被搞成精神分裂。

    考场在贵州宣慰司学之内,从教室、过道至院坝,到处都摆着考桌。

    席书对学童们很关照,居然把桌凳都准备好了,放在过去必须自己携带。

    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某些州县太穷,桌椅都得考生自带。许多乡下来的考生,只能在城里借用或租用,实在租借不到干净桌子,连卖肉的案板都给搬进考场。

    一首《竹枝词》送给明清两朝的广大考生:“国家考试太堂皇,多少书生坐大堂。油板扛来当试案,考完衣服油光光。”

    王渊选了一个檐下座位,贵州气象复杂,避免突然下雨被淋湿。

    等考生点名完毕,席书也把椅子搬进来,坐在堂前亲自督考。他对吏员说:“开始发卷!”

    好嘛,席提学果然气派。

    以前贵州城考县试,都把题目写在木板上,让考生用自带的纸抄下来,这回连考卷都准备好了。

    考场里大概有近百位学童,拿到题目的瞬间,顿时响起一片哀嚎之声。

    果然要考八股,他们以前都是对对联、默写课文的。

    好在席书还留有余地,考虑到贵州学童的情况,他一共出了三道题:对对联,写课文,作八股(只需破题)。

    换成江南那边,谁考你对联啊,直接就是两篇完整的八股文。

    第一题:对对联,上联是:一门父子三词客。

    早就被用烂的上联,稍微有点文学常识,便知道讲的是苏门三父子。

    王渊顺手在草稿纸上写出下联:千古文章八大家。

    这属于标准答案,你也可以写其他内容,但肯定没有这个下联贴切。

    好简单的题啊,可现场学童们,竟有一大半在抓耳挠腮,他们估计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即便《三字经》里就有苏轼他爹的事迹。

    第二题:默写课文,考的是《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那段,完整无错默写出来就能得分。

    第三题:生财有大道。(破题即可)

    这种八股文属于“小题”,别说恶心人的截搭题了,它的难度连普通题都不如,平时都用来给小孩子练手玩的。

    王渊略微思索,便在稿纸上写出破题内容:“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

    好了,全部搞定,剩下的就是抄在答题纸上。

    一刻钟不到,交卷。

    这估计是所有穿越者中,交卷最快的县试,而且还县试、府试二合一,考完之后直接进学做童生。

    见王渊交卷,其他考生都傻了。

    甚至有考生,在领到试卷之后才研墨,一边研墨一边思考答案,此刻都还没把墨给磨匀呢。

    (PS:王守仁在弘治十五年就自称“阳明子”了,练气功修道时改的道号,叫他王阳明没毛病。对了,他还有个兄弟叫王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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