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的存折上还有一百二十多块钱，兜里则有这三年劳动所得加上少年犯们孝敬的八十三块。对那个年代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其实，此时我最想说的是妈妈你别伤心，也别管爷爷说什么。老土匪是酒鬼老糊涂了，你是天下最美丽最称职的妈妈，爷爷说的那些事，儿子一点不介意。
但这种安慰话会伤妈妈的心，我说不出口。
＊＊＊＊＊＊＊＊＊＊＊＊
告别妈妈后，这一路上我根本就没敢回头。
象一只没头的苍蝇一般，我一头扎进了城市陌生而喧嚣的人群中。妈妈是老李家的中心，没有一个妈妈不盼望儿女团圆，阖家幸福。此刻妈妈一定站在原地望着她儿子的背影，她一定在自责、惋惜，在暗暗垂泪。在别人眼中，我是一头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幼兽，其实我也非草木，曾经被陈小春讥为有文化、有文艺细胞的小文青、大流氓，此时眼眶里有了些许鳄鱼泪，渐渐潮湿了！
说起来丢人，老子其实就是个“哭包怂”。虽然在世人眼里我是大流氓，其实我的泪腺太过发达，伤心之时总会泪沾衣襟，小时候庄西风恨铁不成钢，总骂我是“哭包怂”，也因此没少挨他的揍。
周围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正是下班高峰期，马路上脚踏车如潮水一般，川流不息，不管是骑车的还是步行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那一双双陌生的眼睛，似乎都在警惕地看着我，这让我感觉生分，甚至有点战战兢兢的。
在延安路与嘉兴路交叉路口，一名戴着草帽的街道干部，正在对一帮汗淋淋的居委会干部、工人训话，“时间太急，12号下午三点整，黄市长要来视察大港区嘉兴路棚户区卫生整治情况，研究嘉兴路小学改造工程。只有两天时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这两天必须拼了，必须把垃圾清扫出去，污水清理干净，小贩不准乱摆摊，让环境卫生状况彻底改观……”
黄市长，黄征？
我一潭死水的心田微起微澜，从邻近城市刚刚调任天都市副市长的黄征，分管城市建设与外经外贸，我在电视上曾多次看到他戴着黄色安全帽检查一个一个工地。有一次他在电视上讲话，我竟然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当时就有一个感觉，温文尔雅的黄征与其它当官的不一样，不念稿子，不讲官话，很接地气，连我一个少年犯听了都充满激情，感到有力量。
继续向西走，每一步都是那么茫然。这里是我生长的地方，现在却似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般，一丝迷惘、失落挥之不去，让我没有一点归宿感。这才刚离开少管所几个小时，现在我竟然有点想念丘社会了。这个男人虽然贪婪、猥琐，形象丑陋，但在他治下的王村少管所，身为少年犯我们却很有安全感。庄西风曾授意柯云露派人犯事进入少管所，目的就是要弄残我，但丘社会火眼金睛，前后将三名带着“使命”的少年犯关进重教区。
重教区关押的都是犯了死罪、永远别想出去的重囚死犯，从来没有放风的时间。只要到了法定年龄，就会被转去北墅监狱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一般的结局都会因罪大恶极吃枪子儿。这三名少年犯被关进重教区几天后，基本上就彻底残了，起码一段时间后门夹不住粑粑。
未来怎么办？象所有刚出宫的犯人一样，现在我心里惶然不安，倍觉茫然！
已经向妈妈发誓不再混社会了，想改邪归正金盆洗手谈何容易，那帮跟着我混社会的小混混们不会允许我“上岸”。那么是去省城还是大连、郑州、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或者干脆南下广东、福建、江浙给资本家打工去。这一会我产生了远走高飞的念头，想逃避眼前这一切。可又想起爷爷、庄爷爷，我顿时又心虚气短了。
我要是走了，两个老土匪的晚年该是多么凄凉，有个头疼脑热的咋办，赵小亦婶婶和多多、余余孤儿寡母又该怎么办？这念头让我的脑袋乱成一锅粥，女朋友陈小春虽然变心了，可这里还有我的亲人们。我一时没了主意，就这么头昏脑胀、蒙蒙懂懂地顺着延安路街边向西走了约半站地，来到第15中学马路对面的17路公交车站等车。
延安路是大港区繁华地段，街两边高楼林立，热风炙人，尘土飞扬，噪声喧嚣。电车有气无力地驶过，带起一团团尘烟。花坛内的黄洋和冬青、路两侧的泡桐树叶都被热浪烘了一天软绵绵地耷拉着，商家们比赛般播放着《心声》，空气中一遍遍回荡着王劼嘶哑悔恨的歌声，“妈妈，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车站后边小店铺鳞次栉比，行人依然熙熙攘攘，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候车棚下，茕茕孑立，挥汗如雨。
看着这日新月异的城市，似曾相识却又恍如隔世，三年前的记忆渐渐浮现，却又似十分遥远。在行人眼里，我既象探家归来旅途劳顿衣服不合身的海军战士，更象一个农村出来的打工仔来到一座陌生的繁华大都市，一丝局促和茫然挥之不去，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填饱肚子，再找一个便宜的落脚点。
越是站着不动，越是汗如雨下，衣衫再一次湿透了，紧紧地箍在身上十分难受。身旁的花坛内，黄杨和冬青被灶成了枯枝，蚯蚓们也被闷热折磨得受不了，它们从土壤中钻出来想透透气，但很快就被热烘烘的地面烤成了木乃伊。
嗓子里火辣辣的，回首看一眼街边的一溜小店，离最近的是一家陈记面馆，面馆的门脸是一个利用阳台开的日什小店。楼角旁边的大刺槐树荫下，是用编织布搭成大凉棚的一个大西瓜摊，一大群人坐在棚下乘凉高谈阔论，不时有人买一个西瓜带回家。小店纸板上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黑色大字，“天都汽水五角一瓶，奶油冰棍八分一支，巧克力冰糕每支一角，娃娃头两角五。”
我舔舔干涩的嘴唇，懒散地离开车站走近陈记小店，想喝一瓶汽水或吃根冰糕压压暑气。柜台内没有人，街上和楼内的噪杂声很大，“喂，有人吗——”叫了一嗓子无人答应，回答我的却是楼内突然传出的尖利的破门声、激烈的撕扯声和女人、孩子的尖叫声，这乱纷纷的谩骂声、哭喊声与街上嗡嗡嗡的噪杂声混在一起。面馆内的食客们仓皇逃离是非之地，瓜摊凉棚下男男女女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有人小声议论着，有人义愤填膺，都紧张、惊恐地抬头观望着日什店。
但这种安慰话会伤妈妈的心，我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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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妈妈后，这一路上我根本就没敢回头。
象一只没头的苍蝇一般，我一头扎进了城市陌生而喧嚣的人群中。妈妈是老李家的中心，没有一个妈妈不盼望儿女团圆，阖家幸福。此刻妈妈一定站在原地望着她儿子的背影，她一定在自责、惋惜，在暗暗垂泪。在别人眼中，我是一头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幼兽，其实我也非草木，曾经被陈小春讥为有文化、有文艺细胞的小文青、大流氓，此时眼眶里有了些许鳄鱼泪，渐渐潮湿了！
说起来丢人，老子其实就是个“哭包怂”。虽然在世人眼里我是大流氓，其实我的泪腺太过发达，伤心之时总会泪沾衣襟，小时候庄西风恨铁不成钢，总骂我是“哭包怂”，也因此没少挨他的揍。
周围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正是下班高峰期，马路上脚踏车如潮水一般，川流不息，不管是骑车的还是步行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那一双双陌生的眼睛，似乎都在警惕地看着我，这让我感觉生分，甚至有点战战兢兢的。
在延安路与嘉兴路交叉路口，一名戴着草帽的街道干部，正在对一帮汗淋淋的居委会干部、工人训话，“时间太急，12号下午三点整，黄市长要来视察大港区嘉兴路棚户区卫生整治情况，研究嘉兴路小学改造工程。只有两天时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这两天必须拼了，必须把垃圾清扫出去，污水清理干净，小贩不准乱摆摊，让环境卫生状况彻底改观……”
黄市长，黄征？
我一潭死水的心田微起微澜，从邻近城市刚刚调任天都市副市长的黄征，分管城市建设与外经外贸，我在电视上曾多次看到他戴着黄色安全帽检查一个一个工地。有一次他在电视上讲话，我竟然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当时就有一个感觉，温文尔雅的黄征与其它当官的不一样，不念稿子，不讲官话，很接地气，连我一个少年犯听了都充满激情，感到有力量。
继续向西走，每一步都是那么茫然。这里是我生长的地方，现在却似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般，一丝迷惘、失落挥之不去，让我没有一点归宿感。这才刚离开少管所几个小时，现在我竟然有点想念丘社会了。这个男人虽然贪婪、猥琐，形象丑陋，但在他治下的王村少管所，身为少年犯我们却很有安全感。庄西风曾授意柯云露派人犯事进入少管所，目的就是要弄残我，但丘社会火眼金睛，前后将三名带着“使命”的少年犯关进重教区。
重教区关押的都是犯了死罪、永远别想出去的重囚死犯，从来没有放风的时间。只要到了法定年龄，就会被转去北墅监狱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一般的结局都会因罪大恶极吃枪子儿。这三名少年犯被关进重教区几天后，基本上就彻底残了，起码一段时间后门夹不住粑粑。
未来怎么办？象所有刚出宫的犯人一样，现在我心里惶然不安，倍觉茫然！
已经向妈妈发誓不再混社会了，想改邪归正金盆洗手谈何容易，那帮跟着我混社会的小混混们不会允许我“上岸”。那么是去省城还是大连、郑州、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或者干脆南下广东、福建、江浙给资本家打工去。这一会我产生了远走高飞的念头，想逃避眼前这一切。可又想起爷爷、庄爷爷，我顿时又心虚气短了。
我要是走了，两个老土匪的晚年该是多么凄凉，有个头疼脑热的咋办，赵小亦婶婶和多多、余余孤儿寡母又该怎么办？这念头让我的脑袋乱成一锅粥，女朋友陈小春虽然变心了，可这里还有我的亲人们。我一时没了主意，就这么头昏脑胀、蒙蒙懂懂地顺着延安路街边向西走了约半站地，来到第15中学马路对面的17路公交车站等车。
延安路是大港区繁华地段，街两边高楼林立，热风炙人，尘土飞扬，噪声喧嚣。电车有气无力地驶过，带起一团团尘烟。花坛内的黄洋和冬青、路两侧的泡桐树叶都被热浪烘了一天软绵绵地耷拉着，商家们比赛般播放着《心声》，空气中一遍遍回荡着王劼嘶哑悔恨的歌声，“妈妈，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车站后边小店铺鳞次栉比，行人依然熙熙攘攘，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候车棚下，茕茕孑立，挥汗如雨。
看着这日新月异的城市，似曾相识却又恍如隔世，三年前的记忆渐渐浮现，却又似十分遥远。在行人眼里，我既象探家归来旅途劳顿衣服不合身的海军战士，更象一个农村出来的打工仔来到一座陌生的繁华大都市，一丝局促和茫然挥之不去，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填饱肚子，再找一个便宜的落脚点。
越是站着不动，越是汗如雨下，衣衫再一次湿透了，紧紧地箍在身上十分难受。身旁的花坛内，黄杨和冬青被灶成了枯枝，蚯蚓们也被闷热折磨得受不了，它们从土壤中钻出来想透透气，但很快就被热烘烘的地面烤成了木乃伊。
嗓子里火辣辣的，回首看一眼街边的一溜小店，离最近的是一家陈记面馆，面馆的门脸是一个利用阳台开的日什小店。楼角旁边的大刺槐树荫下，是用编织布搭成大凉棚的一个大西瓜摊，一大群人坐在棚下乘凉高谈阔论，不时有人买一个西瓜带回家。小店纸板上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黑色大字，“天都汽水五角一瓶，奶油冰棍八分一支，巧克力冰糕每支一角，娃娃头两角五。”
我舔舔干涩的嘴唇，懒散地离开车站走近陈记小店，想喝一瓶汽水或吃根冰糕压压暑气。柜台内没有人，街上和楼内的噪杂声很大，“喂，有人吗——”叫了一嗓子无人答应，回答我的却是楼内突然传出的尖利的破门声、激烈的撕扯声和女人、孩子的尖叫声，这乱纷纷的谩骂声、哭喊声与街上嗡嗡嗡的噪杂声混在一起。面馆内的食客们仓皇逃离是非之地，瓜摊凉棚下男男女女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有人小声议论着，有人义愤填膺，都紧张、惊恐地抬头观望着日什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