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书里关于北方习俗的记载就是“质朴忠直”“劲悍忠勇”“勤稼穑”，关于南方是这样——两浙：“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广南“民性轻悍”，江东“俗习骄脆”，苏州“骄奢好侈”，“长沙民最喜讼，号难治”，四川荣州“姓名颠倒，不知礼法”……
正所谓：北人“躺红”，南人“躺枪”。
苏洵是四川人，四川人在北宋朝，早就给污名化了，而邵伯温是洛阳人，属于“躺红”一族，他假冒苏洵之名写《辨奸论》来攻击王安石，是符合逻辑的。
到了明朝，王安石的江西人身份还被拿出来说事。
明代有个叫焦芳的奸臣，投靠大太监刘瑾，干了不少坏事。
他抓住一次江西人犯错的机会，奏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50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京官，历史依据是：“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这边减，那边增，焦芳大幅增加了陕西和河南乡试名额，因为他是河南泌阳人，而大太监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当然，为了不大露骨，他同时给山东、山西也增加若干，这两省算是“躺红”了。
跟焦芳不一样，王安石，司马光，都不是坏人，而且还堪称贤良君子，但在南人为争取更多权益要求改革而北人想维持现状不情愿被“分蛋糕”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再加上这两人脾气都特别倔，王安石是有名的“拗相公”，而司马光被称作“司马牛”(苏东坡语)，两人都坚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所以斗得特别激烈，甚至恶语相向。
比如，司马光骂王安石:“心术似福州！”
这回轮到福建人“躺枪”了——王安石明明是江西人。
这种通过污名化、妖魔化来达到边缘化某个群体的故事，从古至今都在上演着。
比如在春秋时期，大伙儿就开始锲而不舍地编造宋国人的段子，“守株待兔”“拔苗助长”“智子疑邻”“尔虞我诈”……这些明显贬意的成语，主角都是宋国人，呆萌蠢傻的角色。
《列子》甚至里有个段子，说寒冷的冬天，某个宋国人晒着太阳，哇，浑身暖洋洋的，真舒服，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重大发现，便计划把这个晒太阳能让人很舒服的秘笈献给国君，并美滋滋地想:国君会给我什么重赏呢?
宋国在今天豫郡的东南部，还包括现在鲁郡、苏郡、皖郡之间的一部分土地，面积不大，物产丰富，位置显要，是各个大国争抢的对象。
加上宋国国君偏偏又自不量力，把自己臆想成实力超群、雄霸天下，比如那个等着楚国军队渡过河排好阵才开始发起进攻的宋襄公，留下千古笑柄。
周边大国，既瞧不起宋国，又想霸占宋国，所以编编段子嘲讽宋国，既是舆论造势，也是心理攻势——你国这等蠢笨，不如让我灭了。
可以说，宋国就是春秋时期的倒霉蛋“小明”，充任各种段子中的主角，宋国人纷纷躺枪，其他国家呵呵呵呵。
可惜无法求证当时一个普通宋国人的心理阴影面积，他首先会很郁闷，然后会很自卑，潜意识里会感觉自己低人一等，相信一切呆萌蠢傻的事，都是宋国人干的。
这种想当然形成了，很难改变。
例如，不久前有个视频说中国人在泰国旅游吃自助餐时直接拿盘子铲虾，然后网上一片骂声，不少中国人表示脸红、羞愧、“丢人丢到国外了”。
但后来真相却是:游客多，食物少，就餐时间短，操盘子铲，是因为餐厅夹子少……
部分中国人文明素质确实有待提高，但这种每逢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冲突时，有些中国人就立马想当然认为错在中国人，潜意识是对自己同胞的道德的极端不信任，以及对外国人道德的盲信。
前几年北京街头，一个骑车的外国青年被一个中国大妈坐在地上抱住双腿的照片，疯传于网上。
“中国大妈”的公众形象本来就不好，现在居然碰瓷讹上了“外国友人”，诸多网民更是怒不可遏，把这大妈批得狗血淋头。
但是，事实是，确实是这外国青年骑车撞伤了大妈，而且态度粗鲁。
春秋时期，宋国固然有诸多蠢笨可笑之人，但其他几国就没有了？
段子听听没啥，若当真就有问题了。这道理，放在今天也是一样。
“躺红”与“躺枪”，背后往往是“黑”与“自黑”。
玩套路编段子的人从来都很多，各种心思，各种组合：黑你，捧自己；或者，自黑，捧别人。
比如，青岛下水道的段子，就是一个“自黑”与“捧别人”的组合，慢慢演变成了德意志技术的某种神话。
尤其是那默默安放在工程某处的德意志油纸包，简直成了某种隐喻，遵循着“对比-羞辱-自卑-启示”之逻辑，成了解决物质与精神难题的钥匙。
当然，也有人不服，编造了各种反德意志油纸包的段子，比如：
“英格兰人修筑奥运场馆时挖出一架二战时被击落的德意志飞机，该飞机除了被击中的地方外，其他一切完好。英格兰人打电话询问德意志，得到回复：根据德意志的作业标准，在失事飞机周边3公里范围内，应该可以找到预先存放的备件!结果，英格兰人不但在附近找到了光亮如新的备件，而且还挖出一个用油纸包好的德意志飞行员……”
当然，这不是黑德意志人，这是黑那些自黑的人。
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固执，是很难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彼此很难认同对方的政见，而要他们来正确认识并检讨自我的固执以及因为固执产生的傲慢与偏见，那就更难了。
在今天，有些人即使知道了青岛下水道的真相，但仍然坚持认可德意志油纸包的传闻——没在青岛出现，总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反正，我相信的，就是好。
正所谓：北人“躺红”，南人“躺枪”。
苏洵是四川人，四川人在北宋朝，早就给污名化了，而邵伯温是洛阳人，属于“躺红”一族，他假冒苏洵之名写《辨奸论》来攻击王安石，是符合逻辑的。
到了明朝，王安石的江西人身份还被拿出来说事。
明代有个叫焦芳的奸臣，投靠大太监刘瑾，干了不少坏事。
他抓住一次江西人犯错的机会，奏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50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京官，历史依据是：“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这边减，那边增，焦芳大幅增加了陕西和河南乡试名额，因为他是河南泌阳人，而大太监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当然，为了不大露骨，他同时给山东、山西也增加若干，这两省算是“躺红”了。
跟焦芳不一样，王安石，司马光，都不是坏人，而且还堪称贤良君子，但在南人为争取更多权益要求改革而北人想维持现状不情愿被“分蛋糕”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再加上这两人脾气都特别倔，王安石是有名的“拗相公”，而司马光被称作“司马牛”(苏东坡语)，两人都坚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所以斗得特别激烈，甚至恶语相向。
比如，司马光骂王安石:“心术似福州！”
这回轮到福建人“躺枪”了——王安石明明是江西人。
这种通过污名化、妖魔化来达到边缘化某个群体的故事，从古至今都在上演着。
比如在春秋时期，大伙儿就开始锲而不舍地编造宋国人的段子，“守株待兔”“拔苗助长”“智子疑邻”“尔虞我诈”……这些明显贬意的成语，主角都是宋国人，呆萌蠢傻的角色。
《列子》甚至里有个段子，说寒冷的冬天，某个宋国人晒着太阳，哇，浑身暖洋洋的，真舒服，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重大发现，便计划把这个晒太阳能让人很舒服的秘笈献给国君，并美滋滋地想:国君会给我什么重赏呢?
宋国在今天豫郡的东南部，还包括现在鲁郡、苏郡、皖郡之间的一部分土地，面积不大，物产丰富，位置显要，是各个大国争抢的对象。
加上宋国国君偏偏又自不量力，把自己臆想成实力超群、雄霸天下，比如那个等着楚国军队渡过河排好阵才开始发起进攻的宋襄公，留下千古笑柄。
周边大国，既瞧不起宋国，又想霸占宋国，所以编编段子嘲讽宋国，既是舆论造势，也是心理攻势——你国这等蠢笨，不如让我灭了。
可以说，宋国就是春秋时期的倒霉蛋“小明”，充任各种段子中的主角，宋国人纷纷躺枪，其他国家呵呵呵呵。
可惜无法求证当时一个普通宋国人的心理阴影面积，他首先会很郁闷，然后会很自卑，潜意识里会感觉自己低人一等，相信一切呆萌蠢傻的事，都是宋国人干的。
这种想当然形成了，很难改变。
例如，不久前有个视频说中国人在泰国旅游吃自助餐时直接拿盘子铲虾，然后网上一片骂声，不少中国人表示脸红、羞愧、“丢人丢到国外了”。
但后来真相却是:游客多，食物少，就餐时间短，操盘子铲，是因为餐厅夹子少……
部分中国人文明素质确实有待提高，但这种每逢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冲突时，有些中国人就立马想当然认为错在中国人，潜意识是对自己同胞的道德的极端不信任，以及对外国人道德的盲信。
前几年北京街头，一个骑车的外国青年被一个中国大妈坐在地上抱住双腿的照片，疯传于网上。
“中国大妈”的公众形象本来就不好，现在居然碰瓷讹上了“外国友人”，诸多网民更是怒不可遏，把这大妈批得狗血淋头。
但是，事实是，确实是这外国青年骑车撞伤了大妈，而且态度粗鲁。
春秋时期，宋国固然有诸多蠢笨可笑之人，但其他几国就没有了？
段子听听没啥，若当真就有问题了。这道理，放在今天也是一样。
“躺红”与“躺枪”，背后往往是“黑”与“自黑”。
玩套路编段子的人从来都很多，各种心思，各种组合：黑你，捧自己；或者，自黑，捧别人。
比如，青岛下水道的段子，就是一个“自黑”与“捧别人”的组合，慢慢演变成了德意志技术的某种神话。
尤其是那默默安放在工程某处的德意志油纸包，简直成了某种隐喻，遵循着“对比-羞辱-自卑-启示”之逻辑，成了解决物质与精神难题的钥匙。
当然，也有人不服，编造了各种反德意志油纸包的段子，比如：
“英格兰人修筑奥运场馆时挖出一架二战时被击落的德意志飞机，该飞机除了被击中的地方外，其他一切完好。英格兰人打电话询问德意志，得到回复：根据德意志的作业标准，在失事飞机周边3公里范围内，应该可以找到预先存放的备件!结果，英格兰人不但在附近找到了光亮如新的备件，而且还挖出一个用油纸包好的德意志飞行员……”
当然，这不是黑德意志人，这是黑那些自黑的人。
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固执，是很难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彼此很难认同对方的政见，而要他们来正确认识并检讨自我的固执以及因为固执产生的傲慢与偏见，那就更难了。
在今天，有些人即使知道了青岛下水道的真相，但仍然坚持认可德意志油纸包的传闻——没在青岛出现，总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反正，我相信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