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
此论也是由来久矣。
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
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
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
不错，接下去的是宋。
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
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
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
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
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
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
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
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
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
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
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
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
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
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
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着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
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
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
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
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
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
他不算是“文官“。
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
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
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
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
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
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
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
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
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
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
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
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
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
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
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
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
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
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
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
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
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
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
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枭。“(同上)
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
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
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
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
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
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
后一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
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
《论语》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
以后又多次讲为“学“。
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
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有再提到“书“。
读的书好像只是“诗“。
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
《孟子》里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
一是“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
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
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
不过直到汉朝还是帛和简并用。
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
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
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
所以《论语》多次提到学“诗“。
《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
这两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
《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尚书》还未成书。
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
《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
此论也是由来久矣。
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
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
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
不错，接下去的是宋。
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
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
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
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
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
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
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
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
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
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
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
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
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
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
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着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
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
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
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
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
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
他不算是“文官“。
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
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
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
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
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
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
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
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
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
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
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
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
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
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
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
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
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
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
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
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
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
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
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枭。“(同上)
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
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
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
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
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
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
后一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
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
《论语》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
以后又多次讲为“学“。
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
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有再提到“书“。
读的书好像只是“诗“。
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
《孟子》里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
一是“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
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
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
不过直到汉朝还是帛和简并用。
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
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
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
所以《论语》多次提到学“诗“。
《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
这两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
《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尚书》还未成书。
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
《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