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深情（一）
在《动物世界》里看到母亲为了保护幼崽而拼死一搏的感人情景，我总是忍不住地想自己的母亲。母亲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经历了不亚于这种生死搏斗的危难与艰辛。
我母亲是新婚后不久，因在老家受气，一气之下从老家跑到甘肃来找我父亲的。我父亲在甘肃修铁路，那时条件非常恶劣，铁路工地大多是在人迹罕至在深山之中，白天是满目青山，夜里是狼嚎四野。工人们住在山洞里，家属只能自己在山边挖个洞，找片破麻袋往洞口上一搭，就住在了里面。
不管是“盛夏飞雪，寒气砭骨”的乌稍岭，还是深山荒野的宝兰铁路和宝成铁路，都留下了母亲那青春的身影。我看过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其实，我母亲的讲述远比那里的情况恶劣得多。修完宝兰铁路，工程局又去修宝成铁路。秦岭山脉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去过秦岭的人都会赞叹它的巍峨雄伟。要不李白要在《蜀道难》中写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宝成铁路是1958年1月1日通车。我是1957年出生的。我叫张宝同，这个“宝”字不是宝贝的宝，是宝成铁路的宝。我的名字实际是纪念宝成铁路通车的意思，那个“通”字，是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字太生硬，就自己改成了“同”字。后来我上高中时，我们五十多人的班里就有十多个叫“宝成”的，女同学里叫宝兰也有好几个。
因为修宝成铁路，母亲一直随着工程处顺着铁路线不停地搬家。每到一地，就在山边挖一个洞，在里面住上一段时间。听我妈说我家在黄牛铺、红花铺、双石铺和宝鸡上马营都住过。这些地方都在秦岭深山之中，因我爸要常常上夜班和加班，我妈带着我哥我姐和我一起住在山洞里，因为洞口是用破麻袋挡着，夜间常有饿狼进到我家屋里。所以，我妈夜里常常吓得睡不着觉。
修完宝成铁路，我们家又随工程处来到渭北的蒲城修洛河铁路大桥。这里，可以说是我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也是我母亲和我们全家人悲剧命运的开始。
讲述我母亲，就不能不讲我的父亲。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称呼，对他的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如果说有些印象，那就是我们家现在还保存的那张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一起的合影。我父母并排坐在一起，我哥我姐站在两旁，我那时还不到一岁，还在妈妈的怀抱里。照片中的父亲和我刚结婚那时一样年轻英俊。因为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所以，我对他的感情只是感激他给了我一个健康的生命，让我有了这么多苦难与美好的丰富经历。
在我四岁那年，父亲因上过学，有些文化，被调到了西安铁路部门工作。西安离蒲城有两三百公里，可那时没通铁路，公路也不完整，又没有汽车，回来一趟要比现在到美国都要麻烦得多。所以，我父亲基本上就没回过家。
紧接着，我父亲在西安出了大事。他在清晨用棉纱擦洗道岔时，因为雾气很大，他没有看到一辆列车已经开了过来。从此，我们家的天就这样地坍塌下来。消息传来，我妈当即就疯了一样，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我哥在外地上学，不在跟前，我和姐姐就跪在妈妈跟前一直陪着她哭。因为我对父亲没有印象，所以，我只是看着妈妈哭得很悲很痛，才跟着母亲在哭，并不懂得我们家的命运将从此改变。
接着，我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对这个妹妹我的记忆也是非常地模糊，因为我只记得妈妈带着我坐在工程处专程送我们的翻兜车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可是，汽车把我们送到渭河边上，就得乘船过河了。可是，渭河正发大水，黄水漫漫，一望无边，岸边十多里内都站满了要过河的人。船上不仅有划船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在水里用绳子在拉纤。因为过不了河，就在河边一直地坐着等着，大概在河边等了两三天的时间。到了夜里，我妹妹发起烧来，而且又没有医院，到了第三天天不亮时，妹妹就死了，让带我们去西安的一位职工抱走，找了个地方就地埋了。所以，一说到这事，我妈现在还对那位已经拿到了药，却没把药给我妹妹吃的那个人恨得咬牙切齿。
过了河后，我们又坐马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又乘火车来到了西安。一下火车，我妈就在站台上发疯地哭着。旅客们围了很多人在看我们。后面车站来人把我妈架着接走了。可是，我妈还是走到那里哭到那里。我爸的遗体只让我妈看了一眼，是在西安三兆的殡仪馆里，那只是一个用红布完全包裹着的物体，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我妈扑过去要看仔细，可是，马上让人给架走了。
当我参加工作后，三兆那里来通知要让迁坟。我和哥哥把父亲尸骨挖出来要火化。我父亲的尸骨全是一节节的断骨，坟里还有很多当时用来包裹遗体的那种化纤布。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单位当时不让母亲看父亲的遗体。
当时，单位想让母亲接父亲的班，可是，母亲不识字，又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根本不具备当工人的条件。所以，没有办法，单位只得让母亲回去。但我们三人的生活费由单位按我父亲原来工资的一半每月支付。我不知道父亲的工资，。当时，单位还承诺要让我们三人长大后在单位接班工作。可是，由于****影响，单位一直没有招工，所以，我哥我姐都没能接班。
说起我妈的人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的脚是小脚，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三寸金莲”。但是，我妈的姐姐和妹妹都是大脚。对此，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她十六七岁就被我爸家相中了，我爷那时在甘肃平凉市当税务局长。所以我爸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光是家中的梨园都比一个足球彻大，而且房屋也很多。而我妈家是临村的一个普通人家。我爸的母亲就要求我妈必须裹脚，否则，一双大脚走到哪里都很难看。我妈被逼无奈，就把脚裹了。可是，解放后，形势和观念就变了。可这时，我妈的脚已经变不过来了。不但走起路来不雅观，而且走路也很不方便，满脚都磨的是茧子，整天用剪子剪，非常地痛。所以，她这一辈子都在骂她的婆婆，说是她婆婆把她坑了把她害了。
父亲没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但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地难过了。虽然，我爸早就不在工程处了。但我妈带着我们三人还住在铁路工地旁边的山洞里，但生活就更加地艰难。那时正是************的末期，二十多元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真是非常之难。所以，我妈就给工地的职工们洗衣服，洗上大半天才能挣上五角钱。特别是到了冬季，渭北高原的河水非常地冰冷。我妈就蹲在河边一洗就是大半天，所以，她手腕上的风湿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到了年龄大了，一到雨天或是冬天，手腕就疼痛得不得了，有时整个夜里都痛得睡不着觉。不洗衣服时，我妈就带着我去挖红薯拾麦穗。可是，红薯地里的红薯早就让农民挖光了，母亲在人家挖过的地里挖上一天，只能挖出一点红薯根子或是很少的一点红薯。母亲就用这些红薯煮上一锅汤，把最稠的盛到我哥的碗里，因为他要上学。半稠的盛到我和姐姐的碗里，她只喝那些乘下的稀汤。
记得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很远的地方捡麦穗，农民把麦子都收完了，地里的麦穗好像都不要了，所以，我们捡着他们也不管，可是，到了下午，等我们捡了一大捆麦穗时，农民突然跑来把我们的麦穗收了，还把我妈的蓝头巾给抢走了。那头巾是我爸给我妈买的，是我爸给我妈留下的唯一的物品。我妈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把头巾还给我们，可是，农民还是没有给。我妈看天色已经黑了，再求也没有用了，就带着我往家里赶。一连走了二十多里路都没个村子，狼群在四野里发出着恐惧地吼叫，吓得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
父亲原来是工程处的一个工长，性格豪爽，喜欢请客聚会，所以，人缘关系很好，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再呆在工程处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工程处也没有再照管我们的义务了。如果工程处再有搬迁，我们就不能再跟着人家了。所以，我们不但面临着生活的艰难，而且，还面临着无处安身的窘迫。
这时，人有把我妈介绍给我的继父。继父原是吕正操部队里的机枪班长，在四二年的一场残酷的战斗中，担任阻击鬼子的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最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自己也被子弹打中了左胳膊。这时鬼子已经冲上来了，他就装死躺在尸体中，躲过了一劫。可是，在他逃跑时，又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位大娘把他藏在了麦垛里，才没有被鬼子发现。后来，部队见他胳膊残废了，让他回了家。他算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人，因为整个工程处的人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要不，后来他见许多参加革命比他晚很多的人都享受老战士待遇，让我写信给北京，可是，这种事光写信不行，所以，写过几次信都没起作用。他就要去北京找吕正操。我就劝他说算了，别去了，和你在一起打仗的人都死光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去找谁？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就再没提起过这种事。
继父和我父亲原来同在一个工班，父亲是工长，继父是副工长。但他和父亲属于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父亲随和，而继父脾气很倔，而且，人极端地老实，不爱说话，更不会跟女人说话，所以，人都三十五六岁了，还没谈过对象。他比母亲大七八岁。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岁，模样还依然漂亮。因为父亲英俊高大，穿戴讲究，又有文化，母亲很爱父亲，相比之下，继父却没有一点让她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她不愿意跟着继父，就得带着我们回老家。而她在老家是受气才跑出来的，她不愿再回到那个让她受气的地方，所以，她还是选择了跟继父结婚成家。
在《动物世界》里看到母亲为了保护幼崽而拼死一搏的感人情景，我总是忍不住地想自己的母亲。母亲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经历了不亚于这种生死搏斗的危难与艰辛。
我母亲是新婚后不久，因在老家受气，一气之下从老家跑到甘肃来找我父亲的。我父亲在甘肃修铁路，那时条件非常恶劣，铁路工地大多是在人迹罕至在深山之中，白天是满目青山，夜里是狼嚎四野。工人们住在山洞里，家属只能自己在山边挖个洞，找片破麻袋往洞口上一搭，就住在了里面。
不管是“盛夏飞雪，寒气砭骨”的乌稍岭，还是深山荒野的宝兰铁路和宝成铁路，都留下了母亲那青春的身影。我看过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其实，我母亲的讲述远比那里的情况恶劣得多。修完宝兰铁路，工程局又去修宝成铁路。秦岭山脉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去过秦岭的人都会赞叹它的巍峨雄伟。要不李白要在《蜀道难》中写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宝成铁路是1958年1月1日通车。我是1957年出生的。我叫张宝同，这个“宝”字不是宝贝的宝，是宝成铁路的宝。我的名字实际是纪念宝成铁路通车的意思，那个“通”字，是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字太生硬，就自己改成了“同”字。后来我上高中时，我们五十多人的班里就有十多个叫“宝成”的，女同学里叫宝兰也有好几个。
因为修宝成铁路，母亲一直随着工程处顺着铁路线不停地搬家。每到一地，就在山边挖一个洞，在里面住上一段时间。听我妈说我家在黄牛铺、红花铺、双石铺和宝鸡上马营都住过。这些地方都在秦岭深山之中，因我爸要常常上夜班和加班，我妈带着我哥我姐和我一起住在山洞里，因为洞口是用破麻袋挡着，夜间常有饿狼进到我家屋里。所以，我妈夜里常常吓得睡不着觉。
修完宝成铁路，我们家又随工程处来到渭北的蒲城修洛河铁路大桥。这里，可以说是我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也是我母亲和我们全家人悲剧命运的开始。
讲述我母亲，就不能不讲我的父亲。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称呼，对他的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如果说有些印象，那就是我们家现在还保存的那张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一起的合影。我父母并排坐在一起，我哥我姐站在两旁，我那时还不到一岁，还在妈妈的怀抱里。照片中的父亲和我刚结婚那时一样年轻英俊。因为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所以，我对他的感情只是感激他给了我一个健康的生命，让我有了这么多苦难与美好的丰富经历。
在我四岁那年，父亲因上过学，有些文化，被调到了西安铁路部门工作。西安离蒲城有两三百公里，可那时没通铁路，公路也不完整，又没有汽车，回来一趟要比现在到美国都要麻烦得多。所以，我父亲基本上就没回过家。
紧接着，我父亲在西安出了大事。他在清晨用棉纱擦洗道岔时，因为雾气很大，他没有看到一辆列车已经开了过来。从此，我们家的天就这样地坍塌下来。消息传来，我妈当即就疯了一样，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我哥在外地上学，不在跟前，我和姐姐就跪在妈妈跟前一直陪着她哭。因为我对父亲没有印象，所以，我只是看着妈妈哭得很悲很痛，才跟着母亲在哭，并不懂得我们家的命运将从此改变。
接着，我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对这个妹妹我的记忆也是非常地模糊，因为我只记得妈妈带着我坐在工程处专程送我们的翻兜车上，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可是，汽车把我们送到渭河边上，就得乘船过河了。可是，渭河正发大水，黄水漫漫，一望无边，岸边十多里内都站满了要过河的人。船上不仅有划船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在水里用绳子在拉纤。因为过不了河，就在河边一直地坐着等着，大概在河边等了两三天的时间。到了夜里，我妹妹发起烧来，而且又没有医院，到了第三天天不亮时，妹妹就死了，让带我们去西安的一位职工抱走，找了个地方就地埋了。所以，一说到这事，我妈现在还对那位已经拿到了药，却没把药给我妹妹吃的那个人恨得咬牙切齿。
过了河后，我们又坐马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又乘火车来到了西安。一下火车，我妈就在站台上发疯地哭着。旅客们围了很多人在看我们。后面车站来人把我妈架着接走了。可是，我妈还是走到那里哭到那里。我爸的遗体只让我妈看了一眼，是在西安三兆的殡仪馆里，那只是一个用红布完全包裹着的物体，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我妈扑过去要看仔细，可是，马上让人给架走了。
当我参加工作后，三兆那里来通知要让迁坟。我和哥哥把父亲尸骨挖出来要火化。我父亲的尸骨全是一节节的断骨，坟里还有很多当时用来包裹遗体的那种化纤布。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单位当时不让母亲看父亲的遗体。
当时，单位想让母亲接父亲的班，可是，母亲不识字，又是小脚，带着三个孩子，根本不具备当工人的条件。所以，没有办法，单位只得让母亲回去。但我们三人的生活费由单位按我父亲原来工资的一半每月支付。我不知道父亲的工资，。当时，单位还承诺要让我们三人长大后在单位接班工作。可是，由于****影响，单位一直没有招工，所以，我哥我姐都没能接班。
说起我妈的人生悲剧，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的脚是小脚，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三寸金莲”。但是，我妈的姐姐和妹妹都是大脚。对此，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她十六七岁就被我爸家相中了，我爷那时在甘肃平凉市当税务局长。所以我爸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光是家中的梨园都比一个足球彻大，而且房屋也很多。而我妈家是临村的一个普通人家。我爸的母亲就要求我妈必须裹脚，否则，一双大脚走到哪里都很难看。我妈被逼无奈，就把脚裹了。可是，解放后，形势和观念就变了。可这时，我妈的脚已经变不过来了。不但走起路来不雅观，而且走路也很不方便，满脚都磨的是茧子，整天用剪子剪，非常地痛。所以，她这一辈子都在骂她的婆婆，说是她婆婆把她坑了把她害了。
父亲没了，但日子还得往下过。但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地难过了。虽然，我爸早就不在工程处了。但我妈带着我们三人还住在铁路工地旁边的山洞里，但生活就更加地艰难。那时正是************的末期，二十多元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真是非常之难。所以，我妈就给工地的职工们洗衣服，洗上大半天才能挣上五角钱。特别是到了冬季，渭北高原的河水非常地冰冷。我妈就蹲在河边一洗就是大半天，所以，她手腕上的风湿关节炎就是那时落下的，到了年龄大了，一到雨天或是冬天，手腕就疼痛得不得了，有时整个夜里都痛得睡不着觉。不洗衣服时，我妈就带着我去挖红薯拾麦穗。可是，红薯地里的红薯早就让农民挖光了，母亲在人家挖过的地里挖上一天，只能挖出一点红薯根子或是很少的一点红薯。母亲就用这些红薯煮上一锅汤，把最稠的盛到我哥的碗里，因为他要上学。半稠的盛到我和姐姐的碗里，她只喝那些乘下的稀汤。
记得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很远的地方捡麦穗，农民把麦子都收完了，地里的麦穗好像都不要了，所以，我们捡着他们也不管，可是，到了下午，等我们捡了一大捆麦穗时，农民突然跑来把我们的麦穗收了，还把我妈的蓝头巾给抢走了。那头巾是我爸给我妈买的，是我爸给我妈留下的唯一的物品。我妈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们把头巾还给我们，可是，农民还是没有给。我妈看天色已经黑了，再求也没有用了，就带着我往家里赶。一连走了二十多里路都没个村子，狼群在四野里发出着恐惧地吼叫，吓得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
父亲原来是工程处的一个工长，性格豪爽，喜欢请客聚会，所以，人缘关系很好，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再呆在工程处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工程处也没有再照管我们的义务了。如果工程处再有搬迁，我们就不能再跟着人家了。所以，我们不但面临着生活的艰难，而且，还面临着无处安身的窘迫。
这时，人有把我妈介绍给我的继父。继父原是吕正操部队里的机枪班长，在四二年的一场残酷的战斗中，担任阻击鬼子的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最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自己也被子弹打中了左胳膊。这时鬼子已经冲上来了，他就装死躺在尸体中，躲过了一劫。可是，在他逃跑时，又被鬼子发现了，他就跑到一个村子里，一位大娘把他藏在了麦垛里，才没有被鬼子发现。后来，部队见他胳膊残废了，让他回了家。他算是工程处里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人，因为整个工程处的人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要不，后来他见许多参加革命比他晚很多的人都享受老战士待遇，让我写信给北京，可是，这种事光写信不行，所以，写过几次信都没起作用。他就要去北京找吕正操。我就劝他说算了，别去了，和你在一起打仗的人都死光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去找谁？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就再没提起过这种事。
继父和我父亲原来同在一个工班，父亲是工长，继父是副工长。但他和父亲属于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父亲随和，而继父脾气很倔，而且，人极端地老实，不爱说话，更不会跟女人说话，所以，人都三十五六岁了，还没谈过对象。他比母亲大七八岁。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岁，模样还依然漂亮。因为父亲英俊高大，穿戴讲究，又有文化，母亲很爱父亲，相比之下，继父却没有一点让她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她不愿意跟着继父，就得带着我们回老家。而她在老家是受气才跑出来的，她不愿再回到那个让她受气的地方，所以，她还是选择了跟继父结婚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