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季节，江南的天气又燥热起来，这年刘义符没再去燕雀湖避暑，不是不想去，而是朝中事多走不开。郑鲜之又再次病倒，这次特别严重，还没三天就陡然病逝，于是宰相班子又要调整。
刘义符亲自过府吊唁，下诏追赠为司空，加特进，令太常少卿韦祖征调属官会礼部官员加以厚葬，随后以郭叔融拜尚书右仆射，以张邵迁右侍中，以吏部尚书沈叔狸拜左侍中，以司农卿王公度迁吏部尚书，以范泰之子范晏迁司农卿。
可才不到半月，法部尚书虞耕也去逝了，再下诏追赠为右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调弘文馆学士申宣为法部尚书。
这几年处于新老换代，先帝开国时的老臣相继故去，刘义符得以将荆州中府带出来的勤王功臣，或近亲故旧一个个替换上去，至今还有一些灭仇池后的遗臣如杨镐、杨摹等，收复长安征辟的官员韦祖归、杜迪、杜穆等守着一个中层闲职，没有合适的位置安排。
当然，这些人也就是刘义符仍在考察的对象，若真想重用就是一句话的事，当初离京时，身边也就是垣护之、申恬算是三四流士族出身，加赵伯符是宗亲，朱景符则是勋贵，然后到寿阳收取了建安侯刘粹部属高道谨、李德元、沈叔狸、王公度四太守，陆万斛与陈道景还是后来加入。
这就是最初的班底，刘义符之所以重用申恬及其伯、父，是因为申恬家族普遍年长十岁，垣护之家族伯、父都年轻一点，这算是惜才，以保持皇权外延嫡系势力始终后继有人。
在辽东战事结束，禁军全部回师后，陆万斛最后回京，上报主持与高句骊使者会谈的结果，以目前收复区域与高句骊暂定边界，以后就是高句骊与契丹人的事了。
同时北魏伐柔然也班师回了平城，除西路长孙翰深翻越燕然山大破西高车人，收取了数万头高车部族北迁来不及带走的牛羊，东路拓拔焘亲率主力北上，追到郏根河一带却失去了柔然人的踪迹，最后悻悻回朝。
往年北魏征伐柔然总是持续大半年之久，回师也会屯于武川镇之北的柞山重署防务，但这年拓拔焘却早早地安顿了部族边军休整，这让刘义符接到军报，进一步确定北魏有西征之意。
刘义符连续五年的锐意进取，导致如今的形势已不同于原本的时空，于内部秩序井然，国力加强，军力已达近八十万之众，与北魏内外总兵力达到了平衡。
因此，无论是宋军北上，还是魏军南下，都需要在西北长城隘口、洛阳与虎牢两个方向同时出兵，一路攻守兼备，一路主攻。
原来的时空，魏军先灭夏抢占了关陇河西之地，而南朝毫无战略大局观，眼睁睁看着胡夏灭亡才想着北伐，可惜晚了。每逢南朝北伐，魏军就会先将黄河四镇边防重兵全撤走，等隆冬黄河结冰再反扑。
你来了我就走，你走了我又来！绝不与南朝禁军硬碰，玩避实击虚的把戏。
为何魏军每次反扑都能成功，很简单，南朝国力跟不上使各州军力不足，朝廷中军是强了，州郡外军既缺兵员，又缺兵甲，还缺乏训练，更可怕的是州郡军将还缺乏忠诚，寒门武人没有上升之路，士族又根本不会拼命，往往后继乏力守不住。
所以嘛！刘义符整顿州郡顺便扩军，每战前先委派大将沿边练兵，等禁军打下来换防给边军，做得滴水不漏。从去年宋骐攻洛阳就能看出来，魏军不但未撤兵，反而增兵，形势变了，魏军的策略自然也就不一样，再撤出洛阳那就真失去了。
自七月中入秋开始，魏军也在向河东之北的平阳、河内、洛阳、虎牢运粮增兵，并封明元帝皇后之兄杜超为城阳王、拜太宰、持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出镇邺都节制河北诸军。
与寿光侯叔孙建以先布防，但并未从塞北调出伐柔然之兵南下，主要还是河北州郡兵，同样是西攻东守的策略，因七月中下旬天气还很热，魏军不适应，渡黄河主要靠小渔船队和皮筏子，也不便捷。
另以高阳王安同第三子西平郡公、冠军将军安颉，安西将军古弼、琅琊王司马楚之三人率兵两万屯驻平阳，以异母弟永昌王拓拔健，建宁王、并州刺史拓拔崇、汝阴郡公长孙道生、河间郡公安原调步骑五万五千在太原集结操练。
预计将在秋后取道上党南下洛阳，其中拓拔崇、安原所部一万步骑将镇守河内，如此部署，自是夹攻河东而防守洛阳。这些情报主要是窦应期在长安收集整理，在王仲德和刘义欣分别在颖川与南阳练兵，魏军也没有遮掩形迹。
整个夏末初秋，南北二朝都在有条不紊地备战，局势处于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
这让辽东契丹、高句骊，西北的西秦、北凉、吐谷浑之间的矛盾似乎都缓和下来，其实是在观望，但看哪一方最终胜出就将抱大腿，求册封纳贡。
战事一起将打乱行政节凑，甚至会影响到前期的改革成果，因此，准备工作交由毛德祖、胡藩、毛修之协同主持后，刘义符近来比较关注的是朝廷下派各州巡御史上奏情况。
这些年朝廷权威加强，御史台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御史大夫在汉时位列三公，为二千石，仅低于丞相，到魏晋已经大大下降，不设御史大夫，只设御史中丞一人。
不过御史台不是执法，而是主掌邦国刑宪，纠劾肃正风纪，一定程度上比执法部门更重要。是以刘义符秉政以来，将御史大夫提高到正三品，御史左右丞正四品上，品级与九部一致，实际地位还略高一筹。
在州郡，从四品上州左长史、从五品上的郡监就是兼领监御史的职权，所以中枢只设巡御史，出差到州郡只需视察调查，上下对接行事。
御史台机构的完善，使得州郡官员只能遵照朝廷的指示主持行政，难免就缚手缚脚，没派巡御史还好，这一派出巡查事情就多了，为此刘义符不得不连续召宰相、御史大夫就各种基层小问题商议。
这日在太极西殿议事时，刘义符指着一大堆巡御史们报回的奏书，很生气地斥道：“郡县之政仍然非常糟糕，徐州淮浦县刑捕差役竟高达上百人，税吏亦达百人之多，且天下各地乡县还普遍存在大量坞堡，更有官吏私营产业逃避登记，必须要得到解决。”
“陛下４浦县是大县，原本大县设县尉二人，近几年皆裁撤为一人，而刑捕差役不是县卒，属临时雇佣，其人数多少完全是各县自视辖区而定，这与县下里、村、乡的编户息息相关，目前还是应维持原状。”
御史大夫尹冲听了连忙解释，吉翰与郭叔融等人听了也是微微点头，基层的混乱状况确实还不能大动干戈。
刘义符可不仅仅是看到这些表面现象，在科举制度兴起，又有了足够多的退役老卒后，基层刑、法差役与税吏人选可以逐步汰换，这些小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朕当然明白，但有郡尉掌管郡兵之后，县尉一职要不要裁了，改为专事刑侦稽捕？”
“这万万不可！正因为县尉掌管有县卒若干，办案捕拿人犯时才有兵员可用，若削除这部分基层兵权，则县衙就需要有更多的刑差，无疑加大了开支。”
吉翰当即劝阻，郭叔融面露若有所思之色，想了想提议道：“目前县尉正九品上，可将县尉品级提至正八品上，与县丞、主簿品级相同，下设司兵、司刑各一人，正九品上，县卒为新兵，求盗刑卒为退役老兵，两者加以区分掌握，这样就不违和了。”
“县卒可守城，但不能充当税吏，刑卒也必须得有定员，按现行乡里旧制，一个里辖一千户，必得有十名刑卒，一县不能超过一百人，若过早推行，将来基层另行编户又要裁汰，还是宜从长计议，再缓一缓。”
吉翰说得也有道理，尹冲便问：“那各州巡御史弹劾的基层官吏，又当如何处置？”
“若无大恶还是警告吧，过三次者可以革职处分。”
刘义符点了点头，大战在即，县以下的问题也只能是从宽处理，待来年才能彻底根除时弊。
刘义符亲自过府吊唁，下诏追赠为司空，加特进，令太常少卿韦祖征调属官会礼部官员加以厚葬，随后以郭叔融拜尚书右仆射，以张邵迁右侍中，以吏部尚书沈叔狸拜左侍中，以司农卿王公度迁吏部尚书，以范泰之子范晏迁司农卿。
可才不到半月，法部尚书虞耕也去逝了，再下诏追赠为右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调弘文馆学士申宣为法部尚书。
这几年处于新老换代，先帝开国时的老臣相继故去，刘义符得以将荆州中府带出来的勤王功臣，或近亲故旧一个个替换上去，至今还有一些灭仇池后的遗臣如杨镐、杨摹等，收复长安征辟的官员韦祖归、杜迪、杜穆等守着一个中层闲职，没有合适的位置安排。
当然，这些人也就是刘义符仍在考察的对象，若真想重用就是一句话的事，当初离京时，身边也就是垣护之、申恬算是三四流士族出身，加赵伯符是宗亲，朱景符则是勋贵，然后到寿阳收取了建安侯刘粹部属高道谨、李德元、沈叔狸、王公度四太守，陆万斛与陈道景还是后来加入。
这就是最初的班底，刘义符之所以重用申恬及其伯、父，是因为申恬家族普遍年长十岁，垣护之家族伯、父都年轻一点，这算是惜才，以保持皇权外延嫡系势力始终后继有人。
在辽东战事结束，禁军全部回师后，陆万斛最后回京，上报主持与高句骊使者会谈的结果，以目前收复区域与高句骊暂定边界，以后就是高句骊与契丹人的事了。
同时北魏伐柔然也班师回了平城，除西路长孙翰深翻越燕然山大破西高车人，收取了数万头高车部族北迁来不及带走的牛羊，东路拓拔焘亲率主力北上，追到郏根河一带却失去了柔然人的踪迹，最后悻悻回朝。
往年北魏征伐柔然总是持续大半年之久，回师也会屯于武川镇之北的柞山重署防务，但这年拓拔焘却早早地安顿了部族边军休整，这让刘义符接到军报，进一步确定北魏有西征之意。
刘义符连续五年的锐意进取，导致如今的形势已不同于原本的时空，于内部秩序井然，国力加强，军力已达近八十万之众，与北魏内外总兵力达到了平衡。
因此，无论是宋军北上，还是魏军南下，都需要在西北长城隘口、洛阳与虎牢两个方向同时出兵，一路攻守兼备，一路主攻。
原来的时空，魏军先灭夏抢占了关陇河西之地，而南朝毫无战略大局观，眼睁睁看着胡夏灭亡才想着北伐，可惜晚了。每逢南朝北伐，魏军就会先将黄河四镇边防重兵全撤走，等隆冬黄河结冰再反扑。
你来了我就走，你走了我又来！绝不与南朝禁军硬碰，玩避实击虚的把戏。
为何魏军每次反扑都能成功，很简单，南朝国力跟不上使各州军力不足，朝廷中军是强了，州郡外军既缺兵员，又缺兵甲，还缺乏训练，更可怕的是州郡军将还缺乏忠诚，寒门武人没有上升之路，士族又根本不会拼命，往往后继乏力守不住。
所以嘛！刘义符整顿州郡顺便扩军，每战前先委派大将沿边练兵，等禁军打下来换防给边军，做得滴水不漏。从去年宋骐攻洛阳就能看出来，魏军不但未撤兵，反而增兵，形势变了，魏军的策略自然也就不一样，再撤出洛阳那就真失去了。
自七月中入秋开始，魏军也在向河东之北的平阳、河内、洛阳、虎牢运粮增兵，并封明元帝皇后之兄杜超为城阳王、拜太宰、持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出镇邺都节制河北诸军。
与寿光侯叔孙建以先布防，但并未从塞北调出伐柔然之兵南下，主要还是河北州郡兵，同样是西攻东守的策略，因七月中下旬天气还很热，魏军不适应，渡黄河主要靠小渔船队和皮筏子，也不便捷。
另以高阳王安同第三子西平郡公、冠军将军安颉，安西将军古弼、琅琊王司马楚之三人率兵两万屯驻平阳，以异母弟永昌王拓拔健，建宁王、并州刺史拓拔崇、汝阴郡公长孙道生、河间郡公安原调步骑五万五千在太原集结操练。
预计将在秋后取道上党南下洛阳，其中拓拔崇、安原所部一万步骑将镇守河内，如此部署，自是夹攻河东而防守洛阳。这些情报主要是窦应期在长安收集整理，在王仲德和刘义欣分别在颖川与南阳练兵，魏军也没有遮掩形迹。
整个夏末初秋，南北二朝都在有条不紊地备战，局势处于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
这让辽东契丹、高句骊，西北的西秦、北凉、吐谷浑之间的矛盾似乎都缓和下来，其实是在观望，但看哪一方最终胜出就将抱大腿，求册封纳贡。
战事一起将打乱行政节凑，甚至会影响到前期的改革成果，因此，准备工作交由毛德祖、胡藩、毛修之协同主持后，刘义符近来比较关注的是朝廷下派各州巡御史上奏情况。
这些年朝廷权威加强，御史台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御史大夫在汉时位列三公，为二千石，仅低于丞相，到魏晋已经大大下降，不设御史大夫，只设御史中丞一人。
不过御史台不是执法，而是主掌邦国刑宪，纠劾肃正风纪，一定程度上比执法部门更重要。是以刘义符秉政以来，将御史大夫提高到正三品，御史左右丞正四品上，品级与九部一致，实际地位还略高一筹。
在州郡，从四品上州左长史、从五品上的郡监就是兼领监御史的职权，所以中枢只设巡御史，出差到州郡只需视察调查，上下对接行事。
御史台机构的完善，使得州郡官员只能遵照朝廷的指示主持行政，难免就缚手缚脚，没派巡御史还好，这一派出巡查事情就多了，为此刘义符不得不连续召宰相、御史大夫就各种基层小问题商议。
这日在太极西殿议事时，刘义符指着一大堆巡御史们报回的奏书，很生气地斥道：“郡县之政仍然非常糟糕，徐州淮浦县刑捕差役竟高达上百人，税吏亦达百人之多，且天下各地乡县还普遍存在大量坞堡，更有官吏私营产业逃避登记，必须要得到解决。”
“陛下４浦县是大县，原本大县设县尉二人，近几年皆裁撤为一人，而刑捕差役不是县卒，属临时雇佣，其人数多少完全是各县自视辖区而定，这与县下里、村、乡的编户息息相关，目前还是应维持原状。”
御史大夫尹冲听了连忙解释，吉翰与郭叔融等人听了也是微微点头，基层的混乱状况确实还不能大动干戈。
刘义符可不仅仅是看到这些表面现象，在科举制度兴起，又有了足够多的退役老卒后，基层刑、法差役与税吏人选可以逐步汰换，这些小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朕当然明白，但有郡尉掌管郡兵之后，县尉一职要不要裁了，改为专事刑侦稽捕？”
“这万万不可！正因为县尉掌管有县卒若干，办案捕拿人犯时才有兵员可用，若削除这部分基层兵权，则县衙就需要有更多的刑差，无疑加大了开支。”
吉翰当即劝阻，郭叔融面露若有所思之色，想了想提议道：“目前县尉正九品上，可将县尉品级提至正八品上，与县丞、主簿品级相同，下设司兵、司刑各一人，正九品上，县卒为新兵，求盗刑卒为退役老兵，两者加以区分掌握，这样就不违和了。”
“县卒可守城，但不能充当税吏，刑卒也必须得有定员，按现行乡里旧制，一个里辖一千户，必得有十名刑卒，一县不能超过一百人，若过早推行，将来基层另行编户又要裁汰，还是宜从长计议，再缓一缓。”
吉翰说得也有道理，尹冲便问：“那各州巡御史弹劾的基层官吏，又当如何处置？”
“若无大恶还是警告吧，过三次者可以革职处分。”
刘义符点了点头，大战在即，县以下的问题也只能是从宽处理，待来年才能彻底根除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