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当弱于其君也，乃后臣事君顺之；子当弱于其父母，乃子事父母致孝也。”————————【太平清领书·卷三十六】
正如马日磾所料，袁氏的门生故吏在朝中的反对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招致了皇帝的不满。
皇帝没有直接针对他们，反而是下了道诏书，痛斥了近几十年来‘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官场乱象。为此特意命谒者仆射杨众转拜五官中郎将，领左中郎将刘范、右中郎将牛亶对所有的三署郎官进行严格的学识与道德审查。
前文已提到，三署郎官是官僚队伍中的干部储备和人才梯队，按规矩，他们只需熬上两年资历，就可外放郡县、内擢尚书，升职加官简直不要太容易。等到他们凭借关系和互相吹捧的‘清名’成为公卿，就能反过来提携那些已经退居二线、曾提携过他们的‘恩公’后人。
如此反复，一代一代，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地域、血缘、师承为纽带的士族圈子。
这个圈子的里面，最为着名的就是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这两个东汉中后期实力最为强劲的顶尖豪门，跟随其后的就是扶风马氏、龙亢桓氏等豪族。这些豪族曾在宦官与外戚的压力下，彼此联姻、交流学问，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士人集团。
集团内部以党人自居，互称君子，推崇德行，点评时政。在宦官专权的黑暗时期，他们就是朝野的一股‘清流’。
在没了宦官与外戚这两个共同的敌人以后，本就存在嫌隙的士人内部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分裂，比如马日磾与王允所代表的关西士人与关东士人之争、以杨琦为首的弘农杨氏与背后支持王允的汝南袁氏的斗争、甚至还包括以赵谦等边地出头的士人为博一席之地而挑起的纷争。
也正是由于士人内部激发的矛盾，皇帝才得以游刃有余，从容利用各方势力，好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如果当初王允懂得退让，封赏公正，对各方势力不偏不倚。以马日磾一开始对王允的好感，完全有机会统合士人集团，到那时就算皇帝手腕再了得也无计可施。
只可惜性格决定成败，而且当时的情况以及王允背后的支持者们也不容许他这么做。
现在皇帝任用杨众去排查、清除袁氏在朝中的残余势力，就是要让杨氏加大与袁氏的隔阂，促使士人的分裂。若有人问，杨氏与袁氏有姻亲之好，不肯相帮怎么办？
如果是以前外戚、宦官还在的时候，大敌当前，杨众确实不会乐意做皇帝的刀子。可现在二者皆已弱不成势，已经到了摘取最终的胜利果实的时候，为了自家的百世荣华，哪里还会顾忌往日的情面？
皇帝早就对袁氏表示过不满，上行下效，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打击袁氏，已成了向皇帝靠拢的‘投名状’。
杨氏也不例外。
在奉诏以后，杨众稍作思量，便选择毫不犹豫的执行下去，但是光禄勋杨彪却及时拦住了他。
“做事要多思量。”面对自家从弟，杨彪谆谆道：“这回清查，你应当高举轻放，稍作姿态即可。最多排除数名不堪的郎官，切莫将事情闹大。”
杨众奇道：“这是何一说？”
说完，杨众便反应过来，对方可是光禄勋，名义上是五官、左、右中郎将以及三署郎的长官。如果自己将清查范围弄大，导致大批人因此罢官，杨彪作为光禄勋会有失颜面。
“你大可放心。”杨众宽慰道：“你才任光禄勋多久？此事与你毫不相干，不会有人说你失职。”
杨彪苦笑不已，道：“我可不是为此忧心，我且问你，一旦有郎官德不配位者，你该如何？”
“陛下诏旨说的明白，无论是谁，一概罢官处置，这放在以往也是如此。”杨众理所当然的答道。
“那、”杨彪接着问道：“这些人学识不精、德行不足，又是谁举荐他们为郎官的呢？若是陛下有意追究，那举荐之人是否也要一并惩处？”
这话让杨众顿时冷汗直流，本以为只是例行考察郎官、顺带打击异己的小事，没想到可能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皇帝有意追根究底，那么不仅是这些不合格的郎官，连带着那些举荐者、甚至是他们背后的家族、彼此结成的圈子都要遭受毁灭性打击。
皇帝兵权在手，威权无两，旁人自然不敢、也不会直接去怪皇帝，要怪就只会去怪这件事的执行者杨众，甚至是他背后弘农杨氏都要为此躺枪！
这个时候哪怕弘农杨氏选择了忠于皇帝、哪怕弘农杨氏有意打压袁氏一系士族势力，他们也不会乐意被皇帝当刀使，并因此而得罪大批士族，甚至背叛自己的阶级。
本来还想在此事上积极表现以获得皇帝认可的杨众，如今存了消极的念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明白了，这次清查，当务求宽大。陛下若有意追究举荐之人，我等当力谏劝阻，绝不可让事情牵连过深。”
“陛下威权日隆，定策之前，尚许旁人畅其所言、提出反对，但只要事情定下来了，便决不允许旁人再做饶舌。”杨彪这段时间摸清楚了皇帝的行事风格，有意强调道：“是故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轻易谏阻。”
这么一说，杨众深以为然，思虑片刻，终于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不如这样，此次清查，以学识为主。须知品性不能以题策考试优劣，如何察之？是故所有郎官，一旦入选郎署，皆可视为德行称位，不需考察。”
学识会因个人的勤奋与否而有进退，这可以通过考试检验出来，并且可以将被清查的郎官怪罪为其自身在入职后放弃学问，而不是在入职之初就不精于学。
这样既能撇清举荐者的责任，又能应付皇帝交代的差事，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善。”杨彪赞同道：“正当如此。”
于是在杨彪的支持下，有光禄勋的背书，五官中郎将杨众行事便再无阻碍。连续三天举行了大小十数次策试，每次都是在承明殿内举办，按规制都有皇帝亲临，策试的结果以及罢黜的名册也都由皇帝御览决定。
凡事都推给皇帝裁决，杨众尽可能的扮演着一个执行者的模样，如此不仅让杨氏避过了这次可能出现的风波、顺带清除了袁氏在朝中的后备势力，而且由于这次尽力控制清查规模和追究力度，还使杨氏在朝中的声望剧增。
清查的结果报到皇帝的案头，虽然并未尽如其心意，但也勉强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至少他因此明白了杨氏在关键性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罢黜了所有与袁氏亲近的郎官。
另外通过这件事情，皇帝也知道了士族之间哪怕彼此不和、互相争斗，但在遇到根本利益时还是会选择抱成一团。如果皇帝真想彻底打破士族垄断政治、舆论、经济等种种局面，就只能依靠两种人。
一个是出身于士族、属于既得利益者，但思想却超越了阶级的人物，比如招致所有士大夫口诛笔伐的王安石。
另一个就是非士族出身的权臣来为皇帝做打手，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有很多，比如臭名昭着的魏忠贤。
这两个人，一个站在国家的利益，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一个则是维护皇权与自身的权力，不惜残暴士族。
而皇帝打心里需要的、欣赏的其实还是第一类人，只可惜目前皇帝还没有观察到一个愿意背叛士族，为他效力的王安石。
不过不要紧，‘王安石’不可求，‘魏忠贤’却多得是。
眼下大力扶植董承的势力，让董承成为皇帝的‘魏忠贤’，无疑是皇帝最好的选择。这样既能让自己与士族之间有一个缓冲，不至于撕破脸，而且还能消耗、掣肘董承的势力，并在关键的时候把董承拿出去当替死鬼，暂时平息众怒。
只不过，如今最重要的是董承此人愿不愿意做皇帝的打手，以及他本人至少要有为官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能力。
前者倒好说，皇帝这几天有意在立后这件事上悬而未决，就是为了让支持伏贵人的弘农杨氏等士人、与支持宋贵人的马日磾等士人互相闹腾。等到皇帝直接纳董氏为后，遂了董承心愿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其余两方人的不满。
到那时哪怕董承有意与士人打好关系，那些人也不会接受一个叛而复降的、非士人出身的外戚，两者之间的敌对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但若是董承没有那个政治觉悟，则一切免谈，皇帝也不会让一个政治小白坏了他的大事。那个时候，皇帝在不愿让王斌站在风口上的情况下，也就只能退求其次，去扶植最不愿去扶植的宦官势力了。
所幸，董承在三署郎官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所上呈的一道奏疏充分证明了他确实拥有让皇帝扶植的价值。
“陈言开上林屯田疏。”
正如马日磾所料，袁氏的门生故吏在朝中的反对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招致了皇帝的不满。
皇帝没有直接针对他们，反而是下了道诏书，痛斥了近几十年来‘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官场乱象。为此特意命谒者仆射杨众转拜五官中郎将，领左中郎将刘范、右中郎将牛亶对所有的三署郎官进行严格的学识与道德审查。
前文已提到，三署郎官是官僚队伍中的干部储备和人才梯队，按规矩，他们只需熬上两年资历，就可外放郡县、内擢尚书，升职加官简直不要太容易。等到他们凭借关系和互相吹捧的‘清名’成为公卿，就能反过来提携那些已经退居二线、曾提携过他们的‘恩公’后人。
如此反复，一代一代，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地域、血缘、师承为纽带的士族圈子。
这个圈子的里面，最为着名的就是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这两个东汉中后期实力最为强劲的顶尖豪门，跟随其后的就是扶风马氏、龙亢桓氏等豪族。这些豪族曾在宦官与外戚的压力下，彼此联姻、交流学问，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士人集团。
集团内部以党人自居，互称君子，推崇德行，点评时政。在宦官专权的黑暗时期，他们就是朝野的一股‘清流’。
在没了宦官与外戚这两个共同的敌人以后，本就存在嫌隙的士人内部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分裂，比如马日磾与王允所代表的关西士人与关东士人之争、以杨琦为首的弘农杨氏与背后支持王允的汝南袁氏的斗争、甚至还包括以赵谦等边地出头的士人为博一席之地而挑起的纷争。
也正是由于士人内部激发的矛盾，皇帝才得以游刃有余，从容利用各方势力，好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如果当初王允懂得退让，封赏公正，对各方势力不偏不倚。以马日磾一开始对王允的好感，完全有机会统合士人集团，到那时就算皇帝手腕再了得也无计可施。
只可惜性格决定成败，而且当时的情况以及王允背后的支持者们也不容许他这么做。
现在皇帝任用杨众去排查、清除袁氏在朝中的残余势力，就是要让杨氏加大与袁氏的隔阂，促使士人的分裂。若有人问，杨氏与袁氏有姻亲之好，不肯相帮怎么办？
如果是以前外戚、宦官还在的时候，大敌当前，杨众确实不会乐意做皇帝的刀子。可现在二者皆已弱不成势，已经到了摘取最终的胜利果实的时候，为了自家的百世荣华，哪里还会顾忌往日的情面？
皇帝早就对袁氏表示过不满，上行下效，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打击袁氏，已成了向皇帝靠拢的‘投名状’。
杨氏也不例外。
在奉诏以后，杨众稍作思量，便选择毫不犹豫的执行下去，但是光禄勋杨彪却及时拦住了他。
“做事要多思量。”面对自家从弟，杨彪谆谆道：“这回清查，你应当高举轻放，稍作姿态即可。最多排除数名不堪的郎官，切莫将事情闹大。”
杨众奇道：“这是何一说？”
说完，杨众便反应过来，对方可是光禄勋，名义上是五官、左、右中郎将以及三署郎的长官。如果自己将清查范围弄大，导致大批人因此罢官，杨彪作为光禄勋会有失颜面。
“你大可放心。”杨众宽慰道：“你才任光禄勋多久？此事与你毫不相干，不会有人说你失职。”
杨彪苦笑不已，道：“我可不是为此忧心，我且问你，一旦有郎官德不配位者，你该如何？”
“陛下诏旨说的明白，无论是谁，一概罢官处置，这放在以往也是如此。”杨众理所当然的答道。
“那、”杨彪接着问道：“这些人学识不精、德行不足，又是谁举荐他们为郎官的呢？若是陛下有意追究，那举荐之人是否也要一并惩处？”
这话让杨众顿时冷汗直流，本以为只是例行考察郎官、顺带打击异己的小事，没想到可能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皇帝有意追根究底，那么不仅是这些不合格的郎官，连带着那些举荐者、甚至是他们背后的家族、彼此结成的圈子都要遭受毁灭性打击。
皇帝兵权在手，威权无两，旁人自然不敢、也不会直接去怪皇帝，要怪就只会去怪这件事的执行者杨众，甚至是他背后弘农杨氏都要为此躺枪！
这个时候哪怕弘农杨氏选择了忠于皇帝、哪怕弘农杨氏有意打压袁氏一系士族势力，他们也不会乐意被皇帝当刀使，并因此而得罪大批士族，甚至背叛自己的阶级。
本来还想在此事上积极表现以获得皇帝认可的杨众，如今存了消极的念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明白了，这次清查，当务求宽大。陛下若有意追究举荐之人，我等当力谏劝阻，绝不可让事情牵连过深。”
“陛下威权日隆，定策之前，尚许旁人畅其所言、提出反对，但只要事情定下来了，便决不允许旁人再做饶舌。”杨彪这段时间摸清楚了皇帝的行事风格，有意强调道：“是故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轻易谏阻。”
这么一说，杨众深以为然，思虑片刻，终于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不如这样，此次清查，以学识为主。须知品性不能以题策考试优劣，如何察之？是故所有郎官，一旦入选郎署，皆可视为德行称位，不需考察。”
学识会因个人的勤奋与否而有进退，这可以通过考试检验出来，并且可以将被清查的郎官怪罪为其自身在入职后放弃学问，而不是在入职之初就不精于学。
这样既能撇清举荐者的责任，又能应付皇帝交代的差事，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善。”杨彪赞同道：“正当如此。”
于是在杨彪的支持下，有光禄勋的背书，五官中郎将杨众行事便再无阻碍。连续三天举行了大小十数次策试，每次都是在承明殿内举办，按规制都有皇帝亲临，策试的结果以及罢黜的名册也都由皇帝御览决定。
凡事都推给皇帝裁决，杨众尽可能的扮演着一个执行者的模样，如此不仅让杨氏避过了这次可能出现的风波、顺带清除了袁氏在朝中的后备势力，而且由于这次尽力控制清查规模和追究力度，还使杨氏在朝中的声望剧增。
清查的结果报到皇帝的案头，虽然并未尽如其心意，但也勉强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至少他因此明白了杨氏在关键性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罢黜了所有与袁氏亲近的郎官。
另外通过这件事情，皇帝也知道了士族之间哪怕彼此不和、互相争斗，但在遇到根本利益时还是会选择抱成一团。如果皇帝真想彻底打破士族垄断政治、舆论、经济等种种局面，就只能依靠两种人。
一个是出身于士族、属于既得利益者，但思想却超越了阶级的人物，比如招致所有士大夫口诛笔伐的王安石。
另一个就是非士族出身的权臣来为皇帝做打手，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有很多，比如臭名昭着的魏忠贤。
这两个人，一个站在国家的利益，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一个则是维护皇权与自身的权力，不惜残暴士族。
而皇帝打心里需要的、欣赏的其实还是第一类人，只可惜目前皇帝还没有观察到一个愿意背叛士族，为他效力的王安石。
不过不要紧，‘王安石’不可求，‘魏忠贤’却多得是。
眼下大力扶植董承的势力，让董承成为皇帝的‘魏忠贤’，无疑是皇帝最好的选择。这样既能让自己与士族之间有一个缓冲，不至于撕破脸，而且还能消耗、掣肘董承的势力，并在关键的时候把董承拿出去当替死鬼，暂时平息众怒。
只不过，如今最重要的是董承此人愿不愿意做皇帝的打手，以及他本人至少要有为官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能力。
前者倒好说，皇帝这几天有意在立后这件事上悬而未决，就是为了让支持伏贵人的弘农杨氏等士人、与支持宋贵人的马日磾等士人互相闹腾。等到皇帝直接纳董氏为后，遂了董承心愿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其余两方人的不满。
到那时哪怕董承有意与士人打好关系，那些人也不会接受一个叛而复降的、非士人出身的外戚，两者之间的敌对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但若是董承没有那个政治觉悟，则一切免谈，皇帝也不会让一个政治小白坏了他的大事。那个时候，皇帝在不愿让王斌站在风口上的情况下，也就只能退求其次，去扶植最不愿去扶植的宦官势力了。
所幸，董承在三署郎官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所上呈的一道奏疏充分证明了他确实拥有让皇帝扶植的价值。
“陈言开上林屯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