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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外官三年朝觐一次,接受外察。

    所谓外察,是与京察相对的。京察考察的是两京官员,外察自然是针对地方官了。

    此例乃太祖皇帝所定。洪武初年,地方官每年都要朝觐一次,但许多州县因为路途遥远,官员要好几个月才能到京城。结果一年时间全在路上了。

    是以后来改为三年一朝。

    平时,州县每月考察,上报于府。府上下其考,每年上报于布政使司。到了第三年,巡抚、按察使司对本省官员进行通核,开写评语,造册具报,作为朝觐考察的依据。

    凡属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类者,皆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分别给予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等处分。

    今年正是外察之年,所有地方官都要接受考察。但只有一部分表现出众,获得褒奖的官员,可以获准朝觐,当面向朝廷述职。大部分地方官只能在自己的衙门里,惴惴不安的枯等着结果降临……

    去岁年底,各蜀准朝觐的官员们便云集京城了。就算限制了入京的人数,也超过了千人。

    关键是述职之后,就要决定升降去留了。

    是以,刚过了上元节,还在正月里,吏部衙门外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前来朝觐的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参议、佥事,还有府州县正堂官们,都迫不及待向考功司述职,好先到先得好职位。

    往年述职就是走个过场,因为考功司是不会轻易驳回,各省按察司开写的评语的。

    尤其是那亲自些来述职的二三品大员,考功司郎中更要给他们面子的。不然弄不好哪天就落在人家手下,有他好果子吃。

    可今年的情况不一样了。

    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竟亲自坐镇考功司,挨个听取官员的述职。

    这可就要了亲命了。高胡子神目如电,对各省的情况都了然于胸。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精心粉饰过的述职报告,几句话就能让他们露馅,还无可辩驳。

    结果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朝觐官员得到不谨、不及、浮躁、老、病、罢之类的差评,然后很快就会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对他们的严厉处分。轻则降调,重则削职为民,腥风血雨不断。

    赵昊知道,高阁老是在用这种手段搞清洗。清洗哪些人呢?一是年纪大、能力差、不称职的官员,二是得罪过他、跟他对着干的官员,三是不跟他一伙的官员。

    江南的官员自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过处置大体还算合理,只是罢免了些不称职的废物点心,留下的都是精明能干之辈。赵昊知道,这已经是高阁老手下留情了,不然高胡子怎么会放过这个给江南十府掺沙子的大好机会?

    是以赵昊很懂事的压下了江南帮的噪音,不让他们跟着赵贞吉还有那帮言官起哄。

    正月初一时,岳父大人就已经预告过了。高阁老要收拾科道,拿下赵贞吉了,这时候还跟着瞎掺合,是嫌杀疯了的高阁老,没把刀砍到他们头上吗?  ~~

    当然,有人黜落,就有人得到褒奖升迁。

    赵二爷就是第一位得到褒奖的官员,连升三级,由南直隶苏州府昆山知县,右迁广东潮州府同知。

    不过他并非唯一得到超擢的官员。事实上,这次得到卓异评价者,都至少升了两级……

    这是因为,正月底,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建言,‘诸臣以卓异举得赐宴者,宜遂加超擢,以示风劝。其迁叙未久者,量加服俸及首充行取之选。今大察之后,州县有缺,乞毋论远近,毋拘科贡,尽行铨补,以渐图久任。’

    作为高阁老的头号马仔,韩楫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这次得到卓异评价的地方官,应该加以超擢,而不是按部就班的升迁,以才尽其用,鼓励后来。

    二是外察后所有空出来的位置,都应补尽补,而且要不拘出身,以让官员们长期安心在地方任官为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与热衷外放的辫子朝官员相反,大明官员爱当京官,却视外放为畏途。认为哪怕在南京莳花遛鸟,也好过到地方上去与奸猾胥吏为伍。

    究其主因在于,大明开国两个世纪,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集团,胥吏与乡绅牢牢把持州县,根本不是三年一任的流官,带着几个师爷家丁就能对付的了的。

    地方官斗不过地方利益集团,那能做的事情就很有限,甚至大都政令不出县城,这样如何干出成绩?自然升迁就慢,弄不好就是三年又三年,在一地干九年还挪不了窝。再看人家在京里当官的同年,已经升为六部郎官了,自己还在那里当知县,换谁都受不了啊……

    其实升迁难还不是最要紧的。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官权力小责任大,虽然你明明能做的事极有限,但地方上出了什么事儿,追究责任的时候准没跑。税收不齐要吃挂落,催收紧了酿成民变还要丢乌纱。河道决堤了要罢官,得罪了上头有人的乡绅,还是要罢官,总之就是一个大写的‘衰’字。

    好比这次朝觐时,户部忽然横插一杠,上本请核天下来朝官员,其省府州县有无欠赋。

    这不废话吗,大明朝哪个县没欠一屁股税?

    结果一番核查下来,九成的州县都有积欠。于是轻者停俸,重者降级,毫不留情!而且都写了今年一定补清的保证书。那些大老爷们,都是哭着过的年啊……

    所以还是京官好啊,事儿少责轻升迁快,一直是官员们的上上之选。因此外官平级入京被视为高升,哪怕降个一级半品的,也依然可喜可贺。而京官外放若不升个一品两级,则被视为贬斥。

    甚至有很多两京官员,哪怕升迁外放也依然不愿上任。通常他们会称病乞休……

    高情商的说法是,回家悠游林下,侍奉老母。

    低情商的说法是,回乡作为地方利益集团一份子,开心的侵吞民田、欺男霸女。然后等待机会起复。若是得不到心仪的官职,他们宁肯一辈子不再出仕,也不愿意去外乡遭罪。

    所以说,这帮士大夫之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根本不是因为道德高尚。狗日的剥削阶级,哪怕满嘴仁义道德,也改不了一肚子男盗女娼。

    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剥削阶级,所以广有家业,根本不指着做官那点俸禄罢了……张四维的例子虽然极端,但赵昊这么多年来,还没见过一个出身贫寒的进士呢。

    这并不奇怪,在阶级业已固化的当下,大明早已是寒门无贵子了。说考中进士的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固然绝对了点,可十之八九确实如此。

    就算是天赋异禀的贫寒士子,考中了进士后,也会很快如那‘范进中举’一般,带领整个家庭实现阶级跃迁——会有数不清的田产投献到他名下,仅此一项收入就远超那点儿俸禄了。

    说白了,明朝士大夫媳的只是进士头衔带来的特权,清贵的官职带来的地位,所以才会表现的那么强项,那么视自己的一官半职如浮云。

    至于辫子朝为什么会翻过来呢?是因为老四搞了‘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废除了官员和士绅的特权,又让地方官贪污合法化,以至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消彼长间,官员们自然热衷于外放,好大捞特捞,捞不够本决计不肯轻易辞官了……

    所以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至今,概莫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乃颠破不灭的真理。

    ~~

    为了避免官员称病逃避外放。高拱于正月廿八日奏陈,‘今后两京官陛迁外任以疾乞休者,俱予致仕,不许病愈起用。有规避者即降级改用,敢违抗不赴者除名闲住。外官称病乞休者,必其事情迫切,始为代请。其奏荐起用病愈官员,须由抚按官考核裁酌,不得徇私滥举。’

    隆庆皇帝自然无所不从,当即应允。

    这下逃都没地儿逃了,彻底要了亲命了……官员们只好委委屈屈的收拾好行装,在同僚们同情的目光中,不情不愿的离京上任去了。

    其中得到最大同情的,居然是远在昆山的赵二爷。

    这很好理解,以赵二爷堂堂状元,从六品的翰林修撰,正常是根本不该外放的。更别说外放知县了,那是很严重的贬斥。他于人生得意时直坠谷底,却没有气馁,也没有躺平任撸,反而励精图治,在昆山县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成绩来。

    这充分展现出了士大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宠辱不惊,为赵二爷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何况他还是东厂太监认证过的‘铁尻状元’。皇帝也不待见他,居然不许他这个连续三年卓异第一的官员朝觐,而且还把他发配到潮州那种险恶之地当佐贰官!

    种种不公叠加在一起,士林能不同情他吗?简直要沉痛哀悼了好不好。甚至有人去赵家巷当街一哭,搞得赵昊兄弟大为光火。我们爷爷还没死呢,急着哭什么丧啊?

    不过无论如何,经此一番,赵二爷如今在士林中的声誉,可谓如日中天,说一声名满天下也不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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