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坐过两次飞机了，也过了十八岁生日了，算是成年人了，也亲眼看到那种般的云朵上面空空如也。所以，一点想象空间和浪漫的感觉都找不回来了。
趁着酒劲，晕晕乎乎的状态下，我倚在后背上，这次真的进入了迷糊状态，睡了过去。
一路再没吃喝，半路隐约听到过几次机舱广播，也没在意。也不知过了多久，脑子过了多少个一段一段的似梦非梦的单元小故事。
直到轰隆一声，把我颠醒，应该是安全着陆了。听到机舱广播有了那个“Landing”的词。
我喜欢的“Landing”这个词，那么有安全感，那么令我愉悦。
奇怪的是，听到了机舱广播后，机舱里马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真是发自肺腑的。
我一下子惊到了，抬起头来，瞪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看四周，看到大家都在兴奋地鼓掌，有些人还在欢呼。
回到祖国，他们比我还开心吗？不光华人面孔的，许多老外也在鼓掌。
我不禁自豪起来，看来祖国越来越强大了，对老外们的感召力也是杠杠的。
拿行李下飞机，到了到达大厅，我又惊讶了。
金碧辉煌，宽敞华丽，一年不到，北京首都机场感觉跟东京成田机场的差别也不大了。
再看，地面接待人员这个头也明显向成田靠拢，怎么也这么矮了？
这次回程是坐的日航航班，我看那些个头不高的服务人员，哈着腰，嘴里“哈依”着，旁边挂了几个标志牌子都是“JAL”，我估计是日航办事处的。不然怎么会这么矮。
我就开始打听海关在哪里，因为三十年前出国都是有购买免税大件电器名额的，记得刚开始是四大件，四小件。
后来可能倒卖的多了，成了两大件，两小件。
大件就是彩电、冰箱、音响等。小件就是电饭煲、微波炉、电子琴等等。
我们国际海员除了护照，还都有个船员服务簿，出国时海关盖个章，回国时需要海关再盖章，证明回国日期。按在国外的日子购买。
我正打听着“WhereistheCustoms”。
有个头不高的日本人指着自己，说他就是“Customs”，我一看这哪对？
就问“WhereisChineseCustoms”。
对方明显有些发懵，嘴里嘟囔着，“NoChinsesCustoms”，我也有些懵，怎么一切都不对。
这时走在旁边的一位乘客应该是中国人，北京话。
跟我说：“你怎么找中国海关啊？这是日本啊。”
“啊？”我更懵了，“不是飞北京吗？怎么又到日本了？”
那位朋友笑了，“你在飞机上没听广播啊？飞机出故障了，没法飞北京了，又飞回成田了。”
然后补充道：“可能北京机场修不了，又飞回来了，都飞半路了。”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落地时都兴奋地鼓掌。我还以为那些老外那么要求进步呢。
谢谢你，我赶紧跟人家道谢。
“那这怎么办？我又回不了船了？”我又问那位北京朋友。
“他们航空公司有安排，往外走吧，”北京朋友说。
好吧，又见东京成田。
航空公司，接下来安排得也真不错。
跟随那位北京朋友走到到达大厅门口时。已经有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在举着牌子等，上面写着航班号。一大群人在旁边排队等候着。
我们也加入了队伍，那位北京朋友应该是多次出国的，比较有经验。我的直觉是跟着她应该不会吃亏。
一边排，我一边听她说，“国外航空公司因为自己的问题，是会负责食宿的，都是免费的。”
我一听放心了，感觉从容多了，好不容易赚点美元，还留着买大件的。
大家开始排队往外走，外边停着一溜出租车，都是“toyota”，那个年代在国内属于豪车范畴。
航空公司安排三个人一台车，两位后座，一位前座。
因为正好排到我是跟两位西人老夫妻，所以跟北京朋友无法同车让我很遗憾，心里感觉没底。
老夫妻坐后座，我坐在前边副驾驶位置。司机是位带着白手套的中年人，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车内整洁，跟那会儿烟海的波罗乃兹有了强烈对比。
大概一个小时多点，到了酒店，居然是希尔顿酒店。我看牌子是“HiltonTokyoBay”，
跑船时，船靠广州黄埔时。下地玩，听阿芳说过也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做过服务员，听阿芳说，是广州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虽然那时小，但对五星级也有些概念，知道肯定是贵，还好刚才北京朋友说是航空公司负责。
但看到五星级，我心里还是打鼓。还好，北京朋友的车也到了，正好走了进来。
我们又打了招呼，我跟找到组织一样。
这时酒店服务人员来确认我们是不是航空公司安排的。
北京朋友也帮我确认了，然后，大堂登记时，服务员问我俩是一起的吗？需不需要一间房？
我们一起摇头，她跟我说，如果有同行的可以住一起，如果你一个人就可以要求自己一间房，不与别人同屋。这样安全。
我说明了自己一人，要求了自己一间房，心里话“航空公司大出血了。”
服务人员告诉我们，晚餐是自助餐，包括明晨早餐都是免费的，
我们暂别，去往各自房间，放行李。
房间很大，设施很齐全，我出国跑船前也去过我们当地最好的酒店华伦饭店，跟美东曾经去玩过，装修感觉就很豪华了，那才不过是三星级。
晚餐又看见北京朋友，打了招呼。那会儿岁数太小，年龄，阅历相差太大，就没有再坐一起闲聊。
晚餐也很丰盛，人不是太多，一个飞机的人也不知是不是都在一家酒店。
晚饭后，也没在出去逛游。一个人，陌生地，囊中羞涩，各种原因让我感觉最好的选择是老实回房间睡觉。
回房间打开电视，基本都是日语和英语，也有小电影，不过收费。忘记了，年头太远，上面注明大概一千円看多长时间。
当然，我这觉悟，不花钱都不能看。
忘记早上几点的航班了，一觉大天亮，下去吃了早饭，提了行李集合。这次是大巴送往机场。
我就说昨天航空公司不会过日子，昨天得多少出租车费。飞机坐满400人，3人一台车。
不过，日本航空公司的这种服务态度和负责精神，让我记了三十年。
这次登机后，没再喝酒，喝的咖啡，眼瞪得溜圆，心里咯噔了一路。
三个半小时后，安全降落北京首都机场。
下了飞机看，首都机场依旧朴素，但很亲切。
那天在东京走之前，日本的代理跟我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也会有船公司的代理接我，并递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北京代理公司的联系电话和地址。
北京首都国际机彻一如走之前那么朴素接地气。出口就一个，不复杂，想接人肯定能接到。
果然，在机场出口，看到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船名和我的名字。
看见有人接我，我也感觉有底了，不过本来也不是太担心。已经回到国内了，我手里也有钱，那时国内消费又低，买票回家，住店吃饭都不成问题。
所以，面上还是展现得挺从容淡定，其实心里最担心的是被炒了国际鱿鱼，还差两个月就正常下船了。回去后不太好交代。
跟家里也没法说，更不好意思面对六哥。在东京时，是国外，感觉这事还挺遥远。但从一下飞机踏上北京的土地，离家近了，就开始面对现实了。
跟代理接上头后，代理告诉我，
给我已经预订了回烟海的机票，不过北京到烟海的飞机不是天天有，只有周一、三、五有。
今天星期一，但是飞机上午已经飞走了，就这一班。所以只能订的星期三的票，需要住两晚上再走了。
“那我住哪里啊？”我急切地问代理。
“别着急，宾馆都订好了，就在机场旁边，省得您去市里边，到时还得再往回返了。”
代理很贴心地说，又听到了好听的京片子，真亲切。尽管才出去了八个月，回来后看到首都机场的五星红旗那刻，心里边也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
代理开车把我送到离机场不远的首都机场宾馆。我出示了护照，登记了房间。取了钥匙牌。
代理跟我说，机票明天会给我送到宾馆前台，您跟前台服务人员取就行。宾馆住宿费用已经付过了，公司报销。但一天三顿饭需要自己解决。
“嗯嗯，好的，明白了，我自己吃就行。”我点点头说。
“宾馆里有餐厅，也不贵。后天，星期三早上八点半的飞机，需要您自己过去机场了，我就不过来再送您了。”
代理把需要嘱咐我的事情都一一说明了，并给我留了办公室电话和寻呼机号码，让我有事可以再联系他。
确认我都明白了后，代理跟我握手告别了。
“国内的服务也很不错了，变化挺大，挺贴心到位的了。”我心里想着。
一个人提着行李箱上了楼。看样住的人很少，感觉宾馆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
也是，本来坐飞机的就少，又离北京市区那么远，谁来住啊。我自己心里想着，用钥匙开了房门。
房间装修不错，就是感觉有些年头了。跟东京湾希尔顿大酒店云泥之别。
（542）
房间是标准间，两张床，有卫生间。走进去打开水龙头，有热水，还不错。
在船上，洗澡很方便，已经养成了天天洗澡的卫生习惯。
看了看精工表，下午三点多了。时间来得及，吃晚上饭还早。
先洗个澡，然后睡一觉。坐飞机也是个累活，身体不算，主要是思想负担重，心理紧张，感觉很疲惫。
冲了热水澡，很舒服地躺下了，但躺了会儿，又睡不着，出去了八个多月，刚回来还真的挺兴奋的。
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部电话，红色转盘拨号的，看了看电话旁边摆着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着外线拨“0”，然后再拨外线号码，长途先拨“0”，再拨区号和外线号码。打电话还挺方便的。
回想起，曾经跟倩倩聊过，如果家里都有一部电话就好了。我们可以晚上躺在床上通电话。
我曾经想如果能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可以挂在床头边的，睡觉前可以给倩倩打个电话，早上醒来，也可以第一时间给倩倩去电话，叫醒她，那该多好啊。
站在，床头有一部红色电话，我拿起来听筒，拨了“0”，有了外线的提示音，可是我却不知拨给谁。
我没有任何朋友的电话号码，我认识的所有人也都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刚才离开的代理给我留的电话号码。
我失望地放下了电话。
忽然想起来，海员俱乐部，晨哥大厅的吧台上也有部电话，我以前还记得电话号码。
但是因为从来也没打过，加上出去了八个多月，家里有些不重要的事物都记不太清了。
我开始抓耳挠腮地冥思苦想起来，想起号码，可以给晨哥去个电话，告诉他我回来了。顺便可以打听一下美东的情况，看看晨哥知道不。
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大起来，很是有些郁闷。
我倚靠在床头，无可奈何地看着还没有打开的电视机。忽然想起来我查号台啊，对了，拨“114”查号台问一下烟海海员俱乐部酒吧的电话。
想到这里，我顿时又精神了起来。拿起电话拨了“0”，刚要拨“114，”又想了下，应该先拨烟海的区号，然后拨烟海的“114”查号台问才对。不然，就打给北京的查号台了。
以前平时，也很少打电话，上次接触打电话还是在河东高中校长办公室里。
当时，河东高中教导处主任拨外线长途找我父亲，要让我转学。
记得那会儿河东高中的电话还是得先拨总机，然后把长途号码告诉总机，总机帮助拨打长途，需要好久。
北京比昌河县先进多了。已经可以自己拨打长途了。
我边想着边拨打了烟海的区号，然后拨打了“114”。
号码拨通了，一问是烟海的查号台，我赶紧问了海员俱乐部的酒吧电话。
还真有记录，查号台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挂上电话。我翻了下，看到写字台上有个黑皮本子里面有圆珠笔和信纸。
赶紧把刚才查到的电话号码记录在信纸上，怕一会儿再忘了。
我看了下表，四点多了，估计晨哥这个时间已经去上班了。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拨了电话号码，隔了一会儿，电话通了。
“喂？哪里？找哪位？”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喂？是烟海海员俱乐部吗？”我赶紧问了句。
“对呀，是海员俱乐部，你哪里？”电话那头还是坚持问我是哪里。
趁着酒劲，晕晕乎乎的状态下，我倚在后背上，这次真的进入了迷糊状态，睡了过去。
一路再没吃喝，半路隐约听到过几次机舱广播，也没在意。也不知过了多久，脑子过了多少个一段一段的似梦非梦的单元小故事。
直到轰隆一声，把我颠醒，应该是安全着陆了。听到机舱广播有了那个“Landing”的词。
我喜欢的“Landing”这个词，那么有安全感，那么令我愉悦。
奇怪的是，听到了机舱广播后，机舱里马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真是发自肺腑的。
我一下子惊到了，抬起头来，瞪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看四周，看到大家都在兴奋地鼓掌，有些人还在欢呼。
回到祖国，他们比我还开心吗？不光华人面孔的，许多老外也在鼓掌。
我不禁自豪起来，看来祖国越来越强大了，对老外们的感召力也是杠杠的。
拿行李下飞机，到了到达大厅，我又惊讶了。
金碧辉煌，宽敞华丽，一年不到，北京首都机场感觉跟东京成田机场的差别也不大了。
再看，地面接待人员这个头也明显向成田靠拢，怎么也这么矮了？
这次回程是坐的日航航班，我看那些个头不高的服务人员，哈着腰，嘴里“哈依”着，旁边挂了几个标志牌子都是“JAL”，我估计是日航办事处的。不然怎么会这么矮。
我就开始打听海关在哪里，因为三十年前出国都是有购买免税大件电器名额的，记得刚开始是四大件，四小件。
后来可能倒卖的多了，成了两大件，两小件。
大件就是彩电、冰箱、音响等。小件就是电饭煲、微波炉、电子琴等等。
我们国际海员除了护照，还都有个船员服务簿，出国时海关盖个章，回国时需要海关再盖章，证明回国日期。按在国外的日子购买。
我正打听着“WhereistheCustoms”。
有个头不高的日本人指着自己，说他就是“Customs”，我一看这哪对？
就问“WhereisChineseCustoms”。
对方明显有些发懵，嘴里嘟囔着，“NoChinsesCustoms”，我也有些懵，怎么一切都不对。
这时走在旁边的一位乘客应该是中国人，北京话。
跟我说：“你怎么找中国海关啊？这是日本啊。”
“啊？”我更懵了，“不是飞北京吗？怎么又到日本了？”
那位朋友笑了，“你在飞机上没听广播啊？飞机出故障了，没法飞北京了，又飞回成田了。”
然后补充道：“可能北京机场修不了，又飞回来了，都飞半路了。”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落地时都兴奋地鼓掌。我还以为那些老外那么要求进步呢。
谢谢你，我赶紧跟人家道谢。
“那这怎么办？我又回不了船了？”我又问那位北京朋友。
“他们航空公司有安排，往外走吧，”北京朋友说。
好吧，又见东京成田。
航空公司，接下来安排得也真不错。
跟随那位北京朋友走到到达大厅门口时。已经有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在举着牌子等，上面写着航班号。一大群人在旁边排队等候着。
我们也加入了队伍，那位北京朋友应该是多次出国的，比较有经验。我的直觉是跟着她应该不会吃亏。
一边排，我一边听她说，“国外航空公司因为自己的问题，是会负责食宿的，都是免费的。”
我一听放心了，感觉从容多了，好不容易赚点美元，还留着买大件的。
大家开始排队往外走，外边停着一溜出租车，都是“toyota”，那个年代在国内属于豪车范畴。
航空公司安排三个人一台车，两位后座，一位前座。
因为正好排到我是跟两位西人老夫妻，所以跟北京朋友无法同车让我很遗憾，心里感觉没底。
老夫妻坐后座，我坐在前边副驾驶位置。司机是位带着白手套的中年人，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车内整洁，跟那会儿烟海的波罗乃兹有了强烈对比。
大概一个小时多点，到了酒店，居然是希尔顿酒店。我看牌子是“HiltonTokyoBay”，
跑船时，船靠广州黄埔时。下地玩，听阿芳说过也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做过服务员，听阿芳说，是广州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虽然那时小，但对五星级也有些概念，知道肯定是贵，还好刚才北京朋友说是航空公司负责。
但看到五星级，我心里还是打鼓。还好，北京朋友的车也到了，正好走了进来。
我们又打了招呼，我跟找到组织一样。
这时酒店服务人员来确认我们是不是航空公司安排的。
北京朋友也帮我确认了，然后，大堂登记时，服务员问我俩是一起的吗？需不需要一间房？
我们一起摇头，她跟我说，如果有同行的可以住一起，如果你一个人就可以要求自己一间房，不与别人同屋。这样安全。
我说明了自己一人，要求了自己一间房，心里话“航空公司大出血了。”
服务人员告诉我们，晚餐是自助餐，包括明晨早餐都是免费的，
我们暂别，去往各自房间，放行李。
房间很大，设施很齐全，我出国跑船前也去过我们当地最好的酒店华伦饭店，跟美东曾经去玩过，装修感觉就很豪华了，那才不过是三星级。
晚餐又看见北京朋友，打了招呼。那会儿岁数太小，年龄，阅历相差太大，就没有再坐一起闲聊。
晚餐也很丰盛，人不是太多，一个飞机的人也不知是不是都在一家酒店。
晚饭后，也没在出去逛游。一个人，陌生地，囊中羞涩，各种原因让我感觉最好的选择是老实回房间睡觉。
回房间打开电视，基本都是日语和英语，也有小电影，不过收费。忘记了，年头太远，上面注明大概一千円看多长时间。
当然，我这觉悟，不花钱都不能看。
忘记早上几点的航班了，一觉大天亮，下去吃了早饭，提了行李集合。这次是大巴送往机场。
我就说昨天航空公司不会过日子，昨天得多少出租车费。飞机坐满400人，3人一台车。
不过，日本航空公司的这种服务态度和负责精神，让我记了三十年。
这次登机后，没再喝酒，喝的咖啡，眼瞪得溜圆，心里咯噔了一路。
三个半小时后，安全降落北京首都机场。
下了飞机看，首都机场依旧朴素，但很亲切。
那天在东京走之前，日本的代理跟我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也会有船公司的代理接我，并递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北京代理公司的联系电话和地址。
北京首都国际机彻一如走之前那么朴素接地气。出口就一个，不复杂，想接人肯定能接到。
果然，在机场出口，看到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船名和我的名字。
看见有人接我，我也感觉有底了，不过本来也不是太担心。已经回到国内了，我手里也有钱，那时国内消费又低，买票回家，住店吃饭都不成问题。
所以，面上还是展现得挺从容淡定，其实心里最担心的是被炒了国际鱿鱼，还差两个月就正常下船了。回去后不太好交代。
跟家里也没法说，更不好意思面对六哥。在东京时，是国外，感觉这事还挺遥远。但从一下飞机踏上北京的土地，离家近了，就开始面对现实了。
跟代理接上头后，代理告诉我，
给我已经预订了回烟海的机票，不过北京到烟海的飞机不是天天有，只有周一、三、五有。
今天星期一，但是飞机上午已经飞走了，就这一班。所以只能订的星期三的票，需要住两晚上再走了。
“那我住哪里啊？”我急切地问代理。
“别着急，宾馆都订好了，就在机场旁边，省得您去市里边，到时还得再往回返了。”
代理很贴心地说，又听到了好听的京片子，真亲切。尽管才出去了八个月，回来后看到首都机场的五星红旗那刻，心里边也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
代理开车把我送到离机场不远的首都机场宾馆。我出示了护照，登记了房间。取了钥匙牌。
代理跟我说，机票明天会给我送到宾馆前台，您跟前台服务人员取就行。宾馆住宿费用已经付过了，公司报销。但一天三顿饭需要自己解决。
“嗯嗯，好的，明白了，我自己吃就行。”我点点头说。
“宾馆里有餐厅，也不贵。后天，星期三早上八点半的飞机，需要您自己过去机场了，我就不过来再送您了。”
代理把需要嘱咐我的事情都一一说明了，并给我留了办公室电话和寻呼机号码，让我有事可以再联系他。
确认我都明白了后，代理跟我握手告别了。
“国内的服务也很不错了，变化挺大，挺贴心到位的了。”我心里想着。
一个人提着行李箱上了楼。看样住的人很少，感觉宾馆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
也是，本来坐飞机的就少，又离北京市区那么远，谁来住啊。我自己心里想着，用钥匙开了房门。
房间装修不错，就是感觉有些年头了。跟东京湾希尔顿大酒店云泥之别。
（542）
房间是标准间，两张床，有卫生间。走进去打开水龙头，有热水，还不错。
在船上，洗澡很方便，已经养成了天天洗澡的卫生习惯。
看了看精工表，下午三点多了。时间来得及，吃晚上饭还早。
先洗个澡，然后睡一觉。坐飞机也是个累活，身体不算，主要是思想负担重，心理紧张，感觉很疲惫。
冲了热水澡，很舒服地躺下了，但躺了会儿，又睡不着，出去了八个多月，刚回来还真的挺兴奋的。
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部电话，红色转盘拨号的，看了看电话旁边摆着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着外线拨“0”，然后再拨外线号码，长途先拨“0”，再拨区号和外线号码。打电话还挺方便的。
回想起，曾经跟倩倩聊过，如果家里都有一部电话就好了。我们可以晚上躺在床上通电话。
我曾经想如果能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可以挂在床头边的，睡觉前可以给倩倩打个电话，早上醒来，也可以第一时间给倩倩去电话，叫醒她，那该多好啊。
站在，床头有一部红色电话，我拿起来听筒，拨了“0”，有了外线的提示音，可是我却不知拨给谁。
我没有任何朋友的电话号码，我认识的所有人也都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刚才离开的代理给我留的电话号码。
我失望地放下了电话。
忽然想起来，海员俱乐部，晨哥大厅的吧台上也有部电话，我以前还记得电话号码。
但是因为从来也没打过，加上出去了八个多月，家里有些不重要的事物都记不太清了。
我开始抓耳挠腮地冥思苦想起来，想起号码，可以给晨哥去个电话，告诉他我回来了。顺便可以打听一下美东的情况，看看晨哥知道不。
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大起来，很是有些郁闷。
我倚靠在床头，无可奈何地看着还没有打开的电视机。忽然想起来我查号台啊，对了，拨“114”查号台问一下烟海海员俱乐部酒吧的电话。
想到这里，我顿时又精神了起来。拿起电话拨了“0”，刚要拨“114，”又想了下，应该先拨烟海的区号，然后拨烟海的“114”查号台问才对。不然，就打给北京的查号台了。
以前平时，也很少打电话，上次接触打电话还是在河东高中校长办公室里。
当时，河东高中教导处主任拨外线长途找我父亲，要让我转学。
记得那会儿河东高中的电话还是得先拨总机，然后把长途号码告诉总机，总机帮助拨打长途，需要好久。
北京比昌河县先进多了。已经可以自己拨打长途了。
我边想着边拨打了烟海的区号，然后拨打了“114”。
号码拨通了，一问是烟海的查号台，我赶紧问了海员俱乐部的酒吧电话。
还真有记录，查号台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挂上电话。我翻了下，看到写字台上有个黑皮本子里面有圆珠笔和信纸。
赶紧把刚才查到的电话号码记录在信纸上，怕一会儿再忘了。
我看了下表，四点多了，估计晨哥这个时间已经去上班了。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拨了电话号码，隔了一会儿，电话通了。
“喂？哪里？找哪位？”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喂？是烟海海员俱乐部吗？”我赶紧问了句。
“对呀，是海员俱乐部，你哪里？”电话那头还是坚持问我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