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一个密封30年的日记本，会让我“偷窥”了一群人的命运。
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
那是6月份，东川即将进入全城“火炉”的月份。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烫火锅。其时，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茶话会”。说是茶话会，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喝咖啡，八卦圈子里的事，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谁又辞职了。
留下“茶话会”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我赶去烫火锅。几碗酒下肚后，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来报社坐班？坐班就坐班，蛮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热线库里，翻了一遍，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但似乎都没稿子。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这年头，哪里有啥大新闻呢？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大的报纸不敢报，小的报纸看不上。”
无语！我得找个地方抽烟，吐口气。
我刚坐下来，点上烟。不远处我电脑就“嘟”的一声响。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赶紧打开看，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我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手里有本日记本，等了三十年，主人一直没来取。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
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日记本里有啥？为啥等了三十年？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
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哪怕没有任何价值，作为职业记者，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
很遗憾的是，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嘟”了好半天，那边才接通。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问：“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
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随后表明意图。老年人叹了一口气，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
“您好，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如果是，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如果有，再可以进一步约见；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
“记者同志，电话是我打的。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老年人语气急切。
我有些犹豫。
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都是这么说，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或者“忽悠”记者能相信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但是记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观不注意，就上当，听信一面之词，给自己惹了麻烦。
“我没必要骗你，刘记者。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死之前，也就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人嘛，要讲究诚信，你说是不是？和报纸一样，白纸黑字，都讲诚信。”老年人见我犹豫，连忙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有所触动。尤其是说到“诚信”这个词。“这样，你在哪里？我过来见您。”
老年人有些欢喜，说：“跳伞塔，知道那里么？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在那里见。”
跳伞塔是东川很着名的地标性建筑。跳伞塔1942年建成，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
解放后，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1997年，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塔建成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
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
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我还是很意外。一般约见面的地方，要么是老年人家里，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
我带着采访本，背着背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
下午三点刚到，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到了后，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走近后，他主动喊我：“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封面有些旧，也有些破损，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纸张空余部分，有一些血迹。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血迹有些偏暗黑了。
“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癌症晚期。这个日记本，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
我看了诊断书，确实是癌症晚期。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
“确实很抱歉，干我们这行的，职业性质决定，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我说。
他笑了笑，嘴角干瘪。接着，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又怎么保存的。
他说：“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那时，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那天在下雨，雨淅淅沥沥的，有几桌客人吃完后，没急着离开，就在店里躲雨。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关门打烊。这时，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酗子。酗子满面是血，自称李军，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说过几天来取，让我务必保存好。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可酗子又冲进了雨夜。”
“酗后来没来取走么？”我问。
“没有！酗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老年人说。
“一直没有来？”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保证记录准确。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说：“这一等，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北京一位老者南巡。东川开火锅店，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取日记本。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遗憾地是，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
“您出差回来后，这个人来找过您没？”我问。
“没有。这之后，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坏了李军的事，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说。
“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我说。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只有等，等那个人。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希望是李军。”老年人说，“这一等，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我有点不大相信。
“对的，就是30年。毕竟是别人的隐私，我没有打开看。后来，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但我怕搬走之后，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就一再拖延，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老年人说，一阵机器轰鸣声中，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他带着日记本，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
我内心有些触动，顺着他的思路，甚至一度在想，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见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一到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靠着围栏，跟我讲这么多，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
老年人继续说：“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身心有些疲惫，加上开火锅店，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长时间的劳累，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终于病了。开始还以为没啥事，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反倒更严重了。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说到“癌症晚期”时，情绪有点波动，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没有继续追问。站在一旁，看着这个老年人。
他稍加平复又说：“其实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失信于人。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担心时日不多，我死了之后，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所以想在我死之前，请求你们媒体，帮我了却这个愿望。”
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任何事，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
一瞬间，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
“刘记者，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着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万一最近这几天，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劝说，见我仍不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有急事的话，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
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又问了一下其他的，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
那是6月份，东川即将进入全城“火炉”的月份。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烫火锅。其时，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茶话会”。说是茶话会，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喝咖啡，八卦圈子里的事，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谁又辞职了。
留下“茶话会”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我赶去烫火锅。几碗酒下肚后，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来报社坐班？坐班就坐班，蛮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热线库里，翻了一遍，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但似乎都没稿子。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这年头，哪里有啥大新闻呢？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大的报纸不敢报，小的报纸看不上。”
无语！我得找个地方抽烟，吐口气。
我刚坐下来，点上烟。不远处我电脑就“嘟”的一声响。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赶紧打开看，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我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手里有本日记本，等了三十年，主人一直没来取。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
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日记本里有啥？为啥等了三十年？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
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哪怕没有任何价值，作为职业记者，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
很遗憾的是，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嘟”了好半天，那边才接通。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问：“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
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随后表明意图。老年人叹了一口气，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
“您好，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如果是，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如果有，再可以进一步约见；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
“记者同志，电话是我打的。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老年人语气急切。
我有些犹豫。
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都是这么说，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或者“忽悠”记者能相信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但是记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观不注意，就上当，听信一面之词，给自己惹了麻烦。
“我没必要骗你，刘记者。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死之前，也就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人嘛，要讲究诚信，你说是不是？和报纸一样，白纸黑字，都讲诚信。”老年人见我犹豫，连忙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有所触动。尤其是说到“诚信”这个词。“这样，你在哪里？我过来见您。”
老年人有些欢喜，说：“跳伞塔，知道那里么？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在那里见。”
跳伞塔是东川很着名的地标性建筑。跳伞塔1942年建成，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
解放后，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1997年，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塔建成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
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
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我还是很意外。一般约见面的地方，要么是老年人家里，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
我带着采访本，背着背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
下午三点刚到，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到了后，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走近后，他主动喊我：“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封面有些旧，也有些破损，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纸张空余部分，有一些血迹。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血迹有些偏暗黑了。
“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癌症晚期。这个日记本，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
我看了诊断书，确实是癌症晚期。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
“确实很抱歉，干我们这行的，职业性质决定，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我说。
他笑了笑，嘴角干瘪。接着，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又怎么保存的。
他说：“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那时，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那天在下雨，雨淅淅沥沥的，有几桌客人吃完后，没急着离开，就在店里躲雨。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关门打烊。这时，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酗子。酗子满面是血，自称李军，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说过几天来取，让我务必保存好。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可酗子又冲进了雨夜。”
“酗后来没来取走么？”我问。
“没有！酗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老年人说。
“一直没有来？”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保证记录准确。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说：“这一等，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北京一位老者南巡。东川开火锅店，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取日记本。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遗憾地是，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
“您出差回来后，这个人来找过您没？”我问。
“没有。这之后，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坏了李军的事，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说。
“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我说。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只有等，等那个人。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希望是李军。”老年人说，“这一等，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我有点不大相信。
“对的，就是30年。毕竟是别人的隐私，我没有打开看。后来，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但我怕搬走之后，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就一再拖延，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老年人说，一阵机器轰鸣声中，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他带着日记本，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
我内心有些触动，顺着他的思路，甚至一度在想，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见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一到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靠着围栏，跟我讲这么多，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
老年人继续说：“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身心有些疲惫，加上开火锅店，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长时间的劳累，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终于病了。开始还以为没啥事，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反倒更严重了。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说到“癌症晚期”时，情绪有点波动，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没有继续追问。站在一旁，看着这个老年人。
他稍加平复又说：“其实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失信于人。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担心时日不多，我死了之后，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所以想在我死之前，请求你们媒体，帮我了却这个愿望。”
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任何事，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
一瞬间，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
“刘记者，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着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万一最近这几天，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劝说，见我仍不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有急事的话，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
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又问了一下其他的，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