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之罘湾见到了“失踪官员”的赵遹，
并逐步了解到同舟社埋于海面之下的冰山轮廓后，
宗泽就被同舟社的庞大布局和徐泽超强的战略定力所折服，
其人深信掌握这个庞大组织的掌舵人，绝不是谋朝篡逆的小人——
对于一个心怀苍生，布局九州的真豪杰来说，
割据政权大宋最多只能让他顺手为之，真不值得徐泽使用阴谋手段。
垮过了心里这道坎，宗泽仿佛焕发了青春，又有了无穷的工作热情。
快六十岁的人了，比一众衙吏还要有活力。
其人不仅深入治下，督导同舟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还将州衙一众属僚、胥吏使唤得团团转。
针对共建会包税之后，
州衙内人浮于事，只坐衙、不下乡的怠政行为，
宗泽推出了与同舟社接轨的考绩评定标准，
明确要求所有“公职人员”每年一评，
不干事、干不好事、不干人事的，不仅会丢饭碗，还会受到严惩。
其实，用不着他吓唬人。
有作为才会有地位，
流官必须依靠胥吏方能治理好地方，才给了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
但同舟社另起炉灶，靠共建会就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好，
对无法经常迁转的胥吏来说，就是巨大的生存危机。
要么混吃等死，待到同舟社彻底掌控登州后，被扫地出门，
要么主动转变思想和作风，积极按同舟社的要求办事。
对这群“j猾小人”来说，
这个选择，根本就是送分题，稍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怎么选。
所以，早在宗泽投靠同舟社之前，
这些胥吏就已经过着升衙摸鱼，收衙便为同舟社奔走的“地下党”生活。
如今，有了知州相公的公开支持，
由地下转为公开，用不着再偷偷摸摸了，
于是，以往欺上瞒下，作威作福的胥吏们，
在徐泽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后，全都摇身一变，
成了积极响应同舟社号召，心系百姓，服务乡里的“大好人”。
家不在本地，又有任期迁转可期的流官要稍微好过一点，
可以更加从容地处理与同舟社的关系，有政绩的事就干，需要担风险则免谈，
但同舟社大改组以后，这种悠闲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海东、辽东等同舟社“直辖”的地方不论，登州的变化同样很大。
徐泽先排人私下通知各县官员，同舟社近期有重大政策调整，
怕出事，不敢留下的，想办法“礼送出境”。
铁了心留下的官员，则在同舟社治下州郡的“内部任用”。
且任内考绩将采取全新的评判标准，
不仅将三年一评改成了每年“小评”，三年“大评”，
而且，考绩还涉及到社务部之下多曹的具体量化指标。
其实，指标量化再多，落不到实处，都是扯淡。
但同舟社偏偏有能落到实处的办法——
日常有吏曹、监曹的抽组巡察，
考绩时，还要与治下共建会相互评分。
待到知州宗泽投效后，
同舟社通过知州衙门直接下令就更方便了，
工作任务指向性更加明确，考评反馈也更注重数据说话，
同舟社的总部就设在登州，
上面有垂直指挥，面对面监察，下面有共建会反向监督，
还像以前一样坐在衙门内当老爷是不成的。
必须扑下身子，解实情、做事实，
由此，工作压力倍增。
官不好当，当不好官，好官太难当的感慨越来越多。
但，这些话也只是少数官员私下感慨而已，
谁觉得辛苦，可以不干，下面还有大把的人削尖脑袋想进来。
毕竟，在同舟社治下，
对官员能力的考评摆在首位的是能做事、做好事，
读书确实很重要，同舟社连粗糙军汉都要识字，
但读书不是唯一衡量尺度，任职还要看能力。
比如农曹的曹首梁忠，
满脸风霜，一身粗布衣，双手全是老茧，写诗作赋想也别想，
但别人劝农真有一套，比很多老县令都强，你不得不服。
实际上，“古代”的知识普及程度远非后世，
真正能从读书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任何朝代（包括明清），没能通过科举的英雄人物不少，
但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这些人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或许是自甘堕落，
当官后，很大一部分人，逐渐蜕化成酒囊饭袋和贪得无厌的蛀虫。
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他们是时代精英的事实。
当乱世迹象开始显现时，
这些精英远比普通人能更早感知，也更清醒社会的现状，
而后，在绝望而压抑的乱世前兆面前，这些人开始迅速分化。
一部分人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拼命攫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期望乱世来临时可以自保；
一部分人疯狂放纵，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麻痹无法改变现实的焦躁内心；
一部分人偏要逆势而为，螳臂挡车，妄图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一部分人欣喜若狂，四处拱火，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部分人退居山林，悉心教导子弟，不问天下纷争，
只待乱世结束，子弟出山，再延续自己的血脉和思想；
一部分人四处奔走，苦寻明主，
助其早日结束乱世，并成就自身功与名；
而更多的人，则是随波逐流，
在压抑的氛围中，等待乱世降临，
再在绝望中，苦熬乱世结束。
徐泽其实并不关心这些“精英”的想法，他只在意一点——
如何让这些人为我所用，并按照同舟社的规矩做事。
治理国家需要人才，需要无数的人才。
这么多的人才，全部靠自己培养，根本不现实。
宋、辽、金、高丽、夏国等等，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它们都是无数个人的集合体。
后世之人，在网上如何调侃大宋的送与怂，
都改变不了这个朝代真实存在，且自己的先祖也是其中一员的事实。
拥有超越历史眼光的穿越者，就算能够改变历史，
给“宋”换一个国号，也改变不了治下之人来自宋朝，
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要受到前朝影响的事实。
大宋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宋之前的大唐末世，至少要承担大半的责任，
实际上，换绝大部分人来到五代之末，也未必能比赵匡胤做得更好。
白纸作画当然简单，不管水平有多差，都能作出“画”来，
但改造社会，不可能给你“白纸”。
你认也好，不认也罢，
拿到手中的，只能是经过无数前人填笔的“涂鸦”作品。
掩耳盗铃，幻想着纳入治下的百姓，
马上就能从“宋民”变成“汉民”“唐民”，
连治下的基本情况，真实矛盾都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
最终，就只会越努力，越混乱。
或者彻底推倒再重建，
没有“白纸”，索性全部涂成“黑纸”，然后再用白笔重新作画。
想法确实很好，只是，可能吗？
面对这种一团糟的“涂鸦”，
狂躁、抱怨、咒骂、摔锅都没有任何用。
只能正视现实，静下心来，
先“走进去”，用心感受每一笔的用意，
再“跳出来”，理清整副画的自然脉络。
然后，才能在这副涂鸦上，作出自己的精彩作品。
因此，建立新秩序，就不能不继承旧世界。
无视、打压、否定，甚至是试图肉身消灭旧官僚的做法，
都是不可取，也做不到的，
只能分化、改造、使用并举。
并逐步了解到同舟社埋于海面之下的冰山轮廓后，
宗泽就被同舟社的庞大布局和徐泽超强的战略定力所折服，
其人深信掌握这个庞大组织的掌舵人，绝不是谋朝篡逆的小人——
对于一个心怀苍生，布局九州的真豪杰来说，
割据政权大宋最多只能让他顺手为之，真不值得徐泽使用阴谋手段。
垮过了心里这道坎，宗泽仿佛焕发了青春，又有了无穷的工作热情。
快六十岁的人了，比一众衙吏还要有活力。
其人不仅深入治下，督导同舟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还将州衙一众属僚、胥吏使唤得团团转。
针对共建会包税之后，
州衙内人浮于事，只坐衙、不下乡的怠政行为，
宗泽推出了与同舟社接轨的考绩评定标准，
明确要求所有“公职人员”每年一评，
不干事、干不好事、不干人事的，不仅会丢饭碗，还会受到严惩。
其实，用不着他吓唬人。
有作为才会有地位，
流官必须依靠胥吏方能治理好地方，才给了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
但同舟社另起炉灶，靠共建会就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好，
对无法经常迁转的胥吏来说，就是巨大的生存危机。
要么混吃等死，待到同舟社彻底掌控登州后，被扫地出门，
要么主动转变思想和作风，积极按同舟社的要求办事。
对这群“j猾小人”来说，
这个选择，根本就是送分题，稍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怎么选。
所以，早在宗泽投靠同舟社之前，
这些胥吏就已经过着升衙摸鱼，收衙便为同舟社奔走的“地下党”生活。
如今，有了知州相公的公开支持，
由地下转为公开，用不着再偷偷摸摸了，
于是，以往欺上瞒下，作威作福的胥吏们，
在徐泽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后，全都摇身一变，
成了积极响应同舟社号召，心系百姓，服务乡里的“大好人”。
家不在本地，又有任期迁转可期的流官要稍微好过一点，
可以更加从容地处理与同舟社的关系，有政绩的事就干，需要担风险则免谈，
但同舟社大改组以后，这种悠闲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海东、辽东等同舟社“直辖”的地方不论，登州的变化同样很大。
徐泽先排人私下通知各县官员，同舟社近期有重大政策调整，
怕出事，不敢留下的，想办法“礼送出境”。
铁了心留下的官员，则在同舟社治下州郡的“内部任用”。
且任内考绩将采取全新的评判标准，
不仅将三年一评改成了每年“小评”，三年“大评”，
而且，考绩还涉及到社务部之下多曹的具体量化指标。
其实，指标量化再多，落不到实处，都是扯淡。
但同舟社偏偏有能落到实处的办法——
日常有吏曹、监曹的抽组巡察，
考绩时，还要与治下共建会相互评分。
待到知州宗泽投效后，
同舟社通过知州衙门直接下令就更方便了，
工作任务指向性更加明确，考评反馈也更注重数据说话，
同舟社的总部就设在登州，
上面有垂直指挥，面对面监察，下面有共建会反向监督，
还像以前一样坐在衙门内当老爷是不成的。
必须扑下身子，解实情、做事实，
由此，工作压力倍增。
官不好当，当不好官，好官太难当的感慨越来越多。
但，这些话也只是少数官员私下感慨而已，
谁觉得辛苦，可以不干，下面还有大把的人削尖脑袋想进来。
毕竟，在同舟社治下，
对官员能力的考评摆在首位的是能做事、做好事，
读书确实很重要，同舟社连粗糙军汉都要识字，
但读书不是唯一衡量尺度，任职还要看能力。
比如农曹的曹首梁忠，
满脸风霜，一身粗布衣，双手全是老茧，写诗作赋想也别想，
但别人劝农真有一套，比很多老县令都强，你不得不服。
实际上，“古代”的知识普及程度远非后世，
真正能从读书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任何朝代（包括明清），没能通过科举的英雄人物不少，
但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这些人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或许是自甘堕落，
当官后，很大一部分人，逐渐蜕化成酒囊饭袋和贪得无厌的蛀虫。
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他们是时代精英的事实。
当乱世迹象开始显现时，
这些精英远比普通人能更早感知，也更清醒社会的现状，
而后，在绝望而压抑的乱世前兆面前，这些人开始迅速分化。
一部分人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拼命攫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期望乱世来临时可以自保；
一部分人疯狂放纵，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麻痹无法改变现实的焦躁内心；
一部分人偏要逆势而为，螳臂挡车，妄图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一部分人欣喜若狂，四处拱火，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部分人退居山林，悉心教导子弟，不问天下纷争，
只待乱世结束，子弟出山，再延续自己的血脉和思想；
一部分人四处奔走，苦寻明主，
助其早日结束乱世，并成就自身功与名；
而更多的人，则是随波逐流，
在压抑的氛围中，等待乱世降临，
再在绝望中，苦熬乱世结束。
徐泽其实并不关心这些“精英”的想法，他只在意一点——
如何让这些人为我所用，并按照同舟社的规矩做事。
治理国家需要人才，需要无数的人才。
这么多的人才，全部靠自己培养，根本不现实。
宋、辽、金、高丽、夏国等等，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它们都是无数个人的集合体。
后世之人，在网上如何调侃大宋的送与怂，
都改变不了这个朝代真实存在，且自己的先祖也是其中一员的事实。
拥有超越历史眼光的穿越者，就算能够改变历史，
给“宋”换一个国号，也改变不了治下之人来自宋朝，
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要受到前朝影响的事实。
大宋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宋之前的大唐末世，至少要承担大半的责任，
实际上，换绝大部分人来到五代之末，也未必能比赵匡胤做得更好。
白纸作画当然简单，不管水平有多差，都能作出“画”来，
但改造社会，不可能给你“白纸”。
你认也好，不认也罢，
拿到手中的，只能是经过无数前人填笔的“涂鸦”作品。
掩耳盗铃，幻想着纳入治下的百姓，
马上就能从“宋民”变成“汉民”“唐民”，
连治下的基本情况，真实矛盾都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
最终，就只会越努力，越混乱。
或者彻底推倒再重建，
没有“白纸”，索性全部涂成“黑纸”，然后再用白笔重新作画。
想法确实很好，只是，可能吗？
面对这种一团糟的“涂鸦”，
狂躁、抱怨、咒骂、摔锅都没有任何用。
只能正视现实，静下心来，
先“走进去”，用心感受每一笔的用意，
再“跳出来”，理清整副画的自然脉络。
然后，才能在这副涂鸦上，作出自己的精彩作品。
因此，建立新秩序，就不能不继承旧世界。
无视、打压、否定，甚至是试图肉身消灭旧官僚的做法，
都是不可取，也做不到的，
只能分化、改造、使用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