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古改制、借古讽今、伪造先秦古籍等等情况，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可谓是身经百战、见的多了。
尤其是大顺这边朱子学破、而功利学还没立起、还未出现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托古言志、伪造先秦古籍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当年刘钰从长崎带回一些日本的汉学书时，《七经孟子考文》引发了一场小轰动，而太宰春台伪造的古书《产语·经济录》，也因着伪造水平极高、颇有先秦文华，被大顺的文人观摩了一阵。
但他们观摩之后四处考证，最后得出个结论：里面的很有用词，不小心用了《史记》里的词句，作假没太到位，这本书即便不是完全伪造的，至少也不早于汉代，根本不是先秦古籍。
松平辉贞说他是狂士，也着实不冤枉他。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导致了古学派的崛起，证明了诞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朱子学，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太宰春台则是在这场事件的大辩论中，着实爆出了一些惊人之语。
简单来说，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选了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接待。浅野长矩是个土鳖藩主，根本不懂那些繁琐的礼仪，就找懂礼仪的吉良义央帮忙。
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滴，总之礼仪不到位，很丢人。浅野长矩就觉得吉良义央故意整他、让他丢人，就拔刀砍了吉良义央。
幕府这边有《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就是武士争吵，只要两个人都动刀了，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殴处置，都要撸掉封地。
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知道是将军派的人要搞死他们这些实权派、找儒生侧用人掌权，在被刺杀后，撑到了别人到来，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你们作证啊，我没拔刀，我这不是打架斗殴。然后才死。
吉良义央也学堀田正俊，被砍了一刀也不还手。这就不适用《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加上这是招待天皇，算是“御前失仪”，幕府就勒令浅野长矩自杀，安抚了吉良义央。
自杀之后，大罪撤藩。赤穗藩穷的一逼，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家主没了，就等于失业。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开城交出了领地，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0.6的高价，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
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心里越想越气，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刺杀了吉良义央。
就这么点事，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
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
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室鸠巢就说：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而众报仇于都下。二子则求仁得仁，诸士则舍生取义。虽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齐。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
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是义士。
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个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统“一君”的朱子学，来解释“封建多君”的日本，这就很矛盾。
礼大于法？还是法大于礼？
君臣之礼，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还是听朝廷的？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浅野长矩无能，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
他们的家臣，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以小义而谋大不义，不能称之为义士。
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这件事上来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说，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台，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
他认为，这47个武士，从其作为来看，根本也不是为了义。
而是因为撤藩之后，衣食无着，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
明明是求利，非要说求义。
真正的义是怎么样？
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义央，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
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幕府来接手，就是不给，直接开战，死战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才是义。这才是春秋之义，你看吴起死前之计，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义，君主之令叫开城门，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袭江户，当街格杀吉良义央，然后再自杀，可谓求仁得仁，亦可谓之义也。
结果呢，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之后生活穷困，生出不满，心里憋气，又去刺杀。
杀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杀，等着幕府来抓。
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事发后各种求关注，觉得幕府能宽恕你们，这样既泄了愤、又博了名吗？
这完全就是假借大义、求利而言义、心存侥幸、追名逐利，这也好意思叫义士？
而且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伪儒学”的影响，里面权谋、算计太多。当初幕府也是穷，要是多给那些家臣万把两银子，也就没这事了。
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请求“复藩”、“平反”，到处托关系找人，但手里不宽裕，这事儿最后没办成，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杀之念。
在太宰春台看来，领头的大石内蔵助，做事太做作，也“不是个爽利人，算不得好汉”。
决定刺杀之前，和浅野长矩的遗孀告别的时候，弄得跟唱戏似的，表演性质太浓。
先是说“我要去别处做官啦，请夫人不要担心”，气的浅野长矩的遗孀直接骂他滚，因为瑶泉院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给家臣们发俸禄，花的都已经差不多了，这时候大石内藏助说要跑别处当官去了，换谁也得直接骂滚。
然后大石内藏助又跪在院子里，送上绝笔，说此计尔，不想被别人知道……太宰春台认为，这绝逼是琢磨着日后出名，人们探寻背后故事的时候，觉得更有艺术感，适合搬到戏台上。
且看看聂政刺杀的时候，可没和他姐姐搞这么一出，也没怕杀人之后姐姐认不出来以至于埋没了名声。大石内藏助办事磨磨唧唧，不是个爽利人。
总之太宰春台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欺软怕硬，怂；干完之后不赶紧死，大造舆论，等着盼着幕府宽恕，伪；办事磨磨唧唧，表演性质太浓，是求名；一开始不想复仇，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复仇，是求利。
这完全就和“义”字沾不上边，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非义之义”的定义。
评价完赤穗事件后，太宰春台借题发挥，提出了几条想法。
其一，这件事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幕府如果不解决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问题、不解决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问题，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后还会有的。
其二，老师荻生徂徕打着古儒的旗号，实际上搞得却不是儒家的义，又是大义、又是小义的，这是打着儒家的旗号，搞法、墨等学问，假儒！
其三，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必须要警惕基督教的影响。之前太多的传教士在日本殉教，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面不改色的去死、一个又一个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声痛。使得许多人内心觉得很值得敬佩，然后就觉得“殉教而死”是很美、很值得称道的事。但所谓“上智下愚”，日后俗人只会看到“死”，却不到“殉”字，日后说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就得朝着“为死而死”、“死就是美”、“不死就不美”的路子上去了，根本不去考虑“义”了，将来“为死而死”的风气，必成大患。
其四，幕府一边鼓励朱子学，一边不顾日本封建制的现实；既想强调朱子学之礼教，又不想要朱子学之忠君。当真可笑。
其五，儒学这么高深的大义，有几个人能学明白？只要广办寺子屋，学一学儒学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孝顺、忠信等等这些基本道德就够了。再高深的，和大众讲，那就是对牛弹琴了。因材施教，能明白大义的，就继续深造学更高深的儒学，通晓大义。至于普通人，学完了孝顺、忠信这些基本道德后，不如学点手艺、学点技术得了，再往下学儒家大义也是白学。
赤穗这群人就是因为学儒学大义学不明白，又没有啥手艺和技术，失业了养活不了自己，才铤而走险，用他们自以为是的“义”，搞出这么个事来。
别说幕府还发了笔遣散费，要有做买卖、当手艺人、甚至当农民的本事，至于混的这么惨，活不下去了，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气，走这条路吗？
这几条想法一出，整个日本儒界哗然。
山鹿素行的弟子们，赶紧出书阐明士道的真义，里面绝对没有权谋、算计。
林凤冈、室鸠巢等朱子学儒生，赶紧驳斥古学派的思维，简直是贻笑大方，不知礼法礼法，礼在法前。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也被气的头疼，可又惜爱其才，只好道“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终究也没把他逐出师门。
赤穗事件之外，太宰春台也怼过幕府。
说幕府赶紧自称国王得了，夫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朝鲜交流的时候，弄得别别扭扭的。当真是“称王无胆、还政无量”。
又说室町幕府、镰仓幕府、德川幕府，根本就是三个朝代。中华都能改朝换代，也不影响正统，日本改朝换代怕个啥吗？
当然，他和老师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
荻生徂徕打着复古儒学的旗号，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立上下差别，不是为了确定上人高贵而下人卑贱的。只是因为天地间的产出是有限的。好的东西少、坏的东西多。这就需要人为分出高低贵贱，用礼法来约束，什么等级的人用什么东西。这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因为社会生产有限。】
【这个东西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礼法。用钱和礼法来约束，用礼法和钱来约束分成等级，就分配上其实并无太大区别。只是，用钱作为衡量，会使得人道德败坏；而用礼法，则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既然社会生产有限，大家都想要好的、不想要坏的。而用钱来衡量，道德败坏，自然还是用礼法更好。】
这个观点暂不论对还是不对。
提出观点的目的，是以此观点指导社会运行，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荻生徂徕。
而以此观点推出的结果，便是应该节俭。
通过君主合理的分配，来解决社会的危机；要求人人节俭，从而保证有限的生产得以满足更多的人。
以此观点继续往下推。
最合理的政策，就是让武士们回到封地，别在城下町蹲着，将日本彻底自给自足化，恢复真正封建制，井田复古。
因为只要蹲在城下町，城市化，就会产生商品经济，导致钱取代了礼法，去衡量谁该得到什么等级的东西。
而太宰春台则恰恰相反，他否定【社会生产有限论】，认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可以明显感觉到产的粮食多了、布匹多了，各种货物也多了。
社会生产不是有限的，而是可以继续发展的。
奢侈是因为有钱，而奢侈是人的天性，是【天理】，应存此天理，而不是当成【人欲】。
奢侈的表现，是花钱多。花钱多的本质，是挣的钱多。只要挣的钱多、花的钱也多，那就是合理的，不应受到批判。
而且他认为儒学的仁、和义，应该分开。仁，其本质，就是让民众富裕，所谓国富。
认为各藩和幕府实行“仁政”，就是减少贡赋，这是本末倒置。真正的仁政，应该是鼓励农民致富，所谓【富者勤劳而致富、贫者懒惰而遭贫】，此真仁政也。
又借着赤穗事件，说【自古君臣者，不过买卖市道而已。君以领地俸禄而使臣，臣以智力武力而获禄。君买臣、臣卖于君，故而买卖善也、非恶也】。
【赤穗之事，幕府之弊政而致也。各处武士只能卖于本土一家，不能转卖智武于他人。既撤赤穗，臣又不能卖与他君，生无所依，岂不怨乎？】
又批判了武士瞧不起商人买卖的态度，言【武士嘲笑商人，难道你们就没有买卖过吗？每年江户的米市里，卖的最多的就是各国大名。身在买卖中、却笑买卖人，实名与行相悖也。】
当提倡各藩广泛贸易、武士经商，或者学点本事。对老师荻生徂徕的“让武士回乡下去”的想法，大加嘲笑，认为其“反时代而动”、【古学是为破程朱之祸，先生却是真想回到先秦】。
种种奇葩的想法，以至于松平辉贞介绍说这就是太宰春台的时候，刘钰虽感觉自己是圈外人，但也涌出诸多好奇。这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日本的情报，太宰春台的名头他是听过的，也看过他写的一些相当激进的书，还引入了不少太宰春台反朱子学反魔怔了的书册。
本以为这么激进的人，会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想到在这里相见，竟然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
对刘钰而言，在长崎第一次听过太宰春台的名头，是太宰春台说“神道教根本不是本土的，也是从唐朝传来的。既然和儒学一样，都是外来的，那还信什么神道教啊？全盘儒化就得了。”
当时就觉得颇为好奇，于是搜罗了一些他的书。
尤其是大顺这边朱子学破、而功利学还没立起、还未出现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托古言志、伪造先秦古籍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当年刘钰从长崎带回一些日本的汉学书时，《七经孟子考文》引发了一场小轰动，而太宰春台伪造的古书《产语·经济录》，也因着伪造水平极高、颇有先秦文华，被大顺的文人观摩了一阵。
但他们观摩之后四处考证，最后得出个结论：里面的很有用词，不小心用了《史记》里的词句，作假没太到位，这本书即便不是完全伪造的，至少也不早于汉代，根本不是先秦古籍。
松平辉贞说他是狂士，也着实不冤枉他。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导致了古学派的崛起，证明了诞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朱子学，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太宰春台则是在这场事件的大辩论中，着实爆出了一些惊人之语。
简单来说，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选了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接待。浅野长矩是个土鳖藩主，根本不懂那些繁琐的礼仪，就找懂礼仪的吉良义央帮忙。
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滴，总之礼仪不到位，很丢人。浅野长矩就觉得吉良义央故意整他、让他丢人，就拔刀砍了吉良义央。
幕府这边有《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就是武士争吵，只要两个人都动刀了，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殴处置，都要撸掉封地。
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知道是将军派的人要搞死他们这些实权派、找儒生侧用人掌权，在被刺杀后，撑到了别人到来，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你们作证啊，我没拔刀，我这不是打架斗殴。然后才死。
吉良义央也学堀田正俊，被砍了一刀也不还手。这就不适用《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加上这是招待天皇，算是“御前失仪”，幕府就勒令浅野长矩自杀，安抚了吉良义央。
自杀之后，大罪撤藩。赤穗藩穷的一逼，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家主没了，就等于失业。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开城交出了领地，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0.6的高价，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
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心里越想越气，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刺杀了吉良义央。
就这么点事，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
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
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室鸠巢就说：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而众报仇于都下。二子则求仁得仁，诸士则舍生取义。虽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齐。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
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是义士。
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个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统“一君”的朱子学，来解释“封建多君”的日本，这就很矛盾。
礼大于法？还是法大于礼？
君臣之礼，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还是听朝廷的？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浅野长矩无能，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
他们的家臣，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以小义而谋大不义，不能称之为义士。
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这件事上来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说，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台，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
他认为，这47个武士，从其作为来看，根本也不是为了义。
而是因为撤藩之后，衣食无着，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
明明是求利，非要说求义。
真正的义是怎么样？
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义央，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
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幕府来接手，就是不给，直接开战，死战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才是义。这才是春秋之义，你看吴起死前之计，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义，君主之令叫开城门，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袭江户，当街格杀吉良义央，然后再自杀，可谓求仁得仁，亦可谓之义也。
结果呢，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之后生活穷困，生出不满，心里憋气，又去刺杀。
杀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杀，等着幕府来抓。
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事发后各种求关注，觉得幕府能宽恕你们，这样既泄了愤、又博了名吗？
这完全就是假借大义、求利而言义、心存侥幸、追名逐利，这也好意思叫义士？
而且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伪儒学”的影响，里面权谋、算计太多。当初幕府也是穷，要是多给那些家臣万把两银子，也就没这事了。
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请求“复藩”、“平反”，到处托关系找人，但手里不宽裕，这事儿最后没办成，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杀之念。
在太宰春台看来，领头的大石内蔵助，做事太做作，也“不是个爽利人，算不得好汉”。
决定刺杀之前，和浅野长矩的遗孀告别的时候，弄得跟唱戏似的，表演性质太浓。
先是说“我要去别处做官啦，请夫人不要担心”，气的浅野长矩的遗孀直接骂他滚，因为瑶泉院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给家臣们发俸禄，花的都已经差不多了，这时候大石内藏助说要跑别处当官去了，换谁也得直接骂滚。
然后大石内藏助又跪在院子里，送上绝笔，说此计尔，不想被别人知道……太宰春台认为，这绝逼是琢磨着日后出名，人们探寻背后故事的时候，觉得更有艺术感，适合搬到戏台上。
且看看聂政刺杀的时候，可没和他姐姐搞这么一出，也没怕杀人之后姐姐认不出来以至于埋没了名声。大石内藏助办事磨磨唧唧，不是个爽利人。
总之太宰春台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欺软怕硬，怂；干完之后不赶紧死，大造舆论，等着盼着幕府宽恕，伪；办事磨磨唧唧，表演性质太浓，是求名；一开始不想复仇，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复仇，是求利。
这完全就和“义”字沾不上边，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非义之义”的定义。
评价完赤穗事件后，太宰春台借题发挥，提出了几条想法。
其一，这件事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幕府如果不解决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问题、不解决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问题，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后还会有的。
其二，老师荻生徂徕打着古儒的旗号，实际上搞得却不是儒家的义，又是大义、又是小义的，这是打着儒家的旗号，搞法、墨等学问，假儒！
其三，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必须要警惕基督教的影响。之前太多的传教士在日本殉教，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面不改色的去死、一个又一个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声痛。使得许多人内心觉得很值得敬佩，然后就觉得“殉教而死”是很美、很值得称道的事。但所谓“上智下愚”，日后俗人只会看到“死”，却不到“殉”字，日后说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就得朝着“为死而死”、“死就是美”、“不死就不美”的路子上去了，根本不去考虑“义”了，将来“为死而死”的风气，必成大患。
其四，幕府一边鼓励朱子学，一边不顾日本封建制的现实；既想强调朱子学之礼教，又不想要朱子学之忠君。当真可笑。
其五，儒学这么高深的大义，有几个人能学明白？只要广办寺子屋，学一学儒学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孝顺、忠信等等这些基本道德就够了。再高深的，和大众讲，那就是对牛弹琴了。因材施教，能明白大义的，就继续深造学更高深的儒学，通晓大义。至于普通人，学完了孝顺、忠信这些基本道德后，不如学点手艺、学点技术得了，再往下学儒家大义也是白学。
赤穗这群人就是因为学儒学大义学不明白，又没有啥手艺和技术，失业了养活不了自己，才铤而走险，用他们自以为是的“义”，搞出这么个事来。
别说幕府还发了笔遣散费，要有做买卖、当手艺人、甚至当农民的本事，至于混的这么惨，活不下去了，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气，走这条路吗？
这几条想法一出，整个日本儒界哗然。
山鹿素行的弟子们，赶紧出书阐明士道的真义，里面绝对没有权谋、算计。
林凤冈、室鸠巢等朱子学儒生，赶紧驳斥古学派的思维，简直是贻笑大方，不知礼法礼法，礼在法前。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也被气的头疼，可又惜爱其才，只好道“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终究也没把他逐出师门。
赤穗事件之外，太宰春台也怼过幕府。
说幕府赶紧自称国王得了，夫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朝鲜交流的时候，弄得别别扭扭的。当真是“称王无胆、还政无量”。
又说室町幕府、镰仓幕府、德川幕府，根本就是三个朝代。中华都能改朝换代，也不影响正统，日本改朝换代怕个啥吗？
当然，他和老师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
荻生徂徕打着复古儒学的旗号，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立上下差别，不是为了确定上人高贵而下人卑贱的。只是因为天地间的产出是有限的。好的东西少、坏的东西多。这就需要人为分出高低贵贱，用礼法来约束，什么等级的人用什么东西。这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因为社会生产有限。】
【这个东西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礼法。用钱和礼法来约束，用礼法和钱来约束分成等级，就分配上其实并无太大区别。只是，用钱作为衡量，会使得人道德败坏；而用礼法，则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既然社会生产有限，大家都想要好的、不想要坏的。而用钱来衡量，道德败坏，自然还是用礼法更好。】
这个观点暂不论对还是不对。
提出观点的目的，是以此观点指导社会运行，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荻生徂徕。
而以此观点推出的结果，便是应该节俭。
通过君主合理的分配，来解决社会的危机；要求人人节俭，从而保证有限的生产得以满足更多的人。
以此观点继续往下推。
最合理的政策，就是让武士们回到封地，别在城下町蹲着，将日本彻底自给自足化，恢复真正封建制，井田复古。
因为只要蹲在城下町，城市化，就会产生商品经济，导致钱取代了礼法，去衡量谁该得到什么等级的东西。
而太宰春台则恰恰相反，他否定【社会生产有限论】，认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可以明显感觉到产的粮食多了、布匹多了，各种货物也多了。
社会生产不是有限的，而是可以继续发展的。
奢侈是因为有钱，而奢侈是人的天性，是【天理】，应存此天理，而不是当成【人欲】。
奢侈的表现，是花钱多。花钱多的本质，是挣的钱多。只要挣的钱多、花的钱也多，那就是合理的，不应受到批判。
而且他认为儒学的仁、和义，应该分开。仁，其本质，就是让民众富裕，所谓国富。
认为各藩和幕府实行“仁政”，就是减少贡赋，这是本末倒置。真正的仁政，应该是鼓励农民致富，所谓【富者勤劳而致富、贫者懒惰而遭贫】，此真仁政也。
又借着赤穗事件，说【自古君臣者，不过买卖市道而已。君以领地俸禄而使臣，臣以智力武力而获禄。君买臣、臣卖于君，故而买卖善也、非恶也】。
【赤穗之事，幕府之弊政而致也。各处武士只能卖于本土一家，不能转卖智武于他人。既撤赤穗，臣又不能卖与他君，生无所依，岂不怨乎？】
又批判了武士瞧不起商人买卖的态度，言【武士嘲笑商人，难道你们就没有买卖过吗？每年江户的米市里，卖的最多的就是各国大名。身在买卖中、却笑买卖人，实名与行相悖也。】
当提倡各藩广泛贸易、武士经商，或者学点本事。对老师荻生徂徕的“让武士回乡下去”的想法，大加嘲笑，认为其“反时代而动”、【古学是为破程朱之祸，先生却是真想回到先秦】。
种种奇葩的想法，以至于松平辉贞介绍说这就是太宰春台的时候，刘钰虽感觉自己是圈外人，但也涌出诸多好奇。这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日本的情报，太宰春台的名头他是听过的，也看过他写的一些相当激进的书，还引入了不少太宰春台反朱子学反魔怔了的书册。
本以为这么激进的人，会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想到在这里相见，竟然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
对刘钰而言，在长崎第一次听过太宰春台的名头，是太宰春台说“神道教根本不是本土的，也是从唐朝传来的。既然和儒学一样，都是外来的，那还信什么神道教啊？全盘儒化就得了。”
当时就觉得颇为好奇，于是搜罗了一些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