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清最后修川汉铁路的经验来看，以“强制储蓄”或者“强制工业投资债券”的方式，完成基建，并不是没可能。
只不过，脑子里一定得清楚，在私有制不需要“启蒙”的这边，要么靠类似“三饷”的手段、亦或者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压得住隋末大起义和明末大起义；要么就搞强制工业债券强制储蓄，但要是搞成满清那样，钱玩没了，就赖账，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李欗琢磨着，说是要搞强制赎买，等于是让地主强制储蓄、强制投资工业债券、亦或者算是强制迫使工业资本不向农业上回流。
这个想法……只能说，还欠缺点东西。
显然，李欗既然不敢搞均田、也支持内外分治的手段，那么他的这种政策，最多也就是在先发地区搞。
但是，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山东地区的租佃和自耕比例，还没有到离谱的地步。
只靠在先发地区强制赎买，让用行政手段迫使地主搞强制储蓄……简单来说，钱，不够。
但李欗绝对没胆子把这个政策，延伸到全国。这都不用想，因为搞变法、改良要是敢这么搞，就是王莽改制。
所以，之前李欗也说了，要借助大顺即将要搞的货币改革，来依靠国家信贷和银行，做那根指挥棒，让资本被操控着流向该流的地方。
但还是那句话。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挥，资本也会跑到松辽分水岭去圈地种黄豆。
而关键是修路这件事，而不是修好路之后的土地开发。
要么，想办法，弄到钱。
比如学刘玉的扶桑泡沫法。进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过金融手段，快进快出赚息差、贴水，保证泡沫不炸，给得起承诺的高股息。以此投资基建等。
要么，就要把铁路和圈地这两件事，捏在一起。
提前把松辽分水岭的土地，作为“投资基建的回报”，实质上低价售卖掉国有的土地。
也即是说，根源问题，在于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太少，而民间的资本是很丰厚的。
如果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修路就是小事，国家投资就是。但显然，大顺朝廷没这个资本。
既然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显然不够，那么就得琢磨民间的资本。
资本当然是好东西。
假如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本，依靠官办解决铁路问题，那么这相当于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的增值，完全可以归于朝廷，从而实现一个正向的循环，资本不断积累增加，能干的事也就越多。
而若没有，那么又要修路，也就等于说，必须要把将来铁路带动的土地增值，交给民间的投资者。尤其是大顺已经逐渐成型的通过航运、对外贸易、垄断对日贸易等积累起来的一批原始财阀和金融资本集团。
同时，大顺的新兴军功贵族，实学派的军官团等，可能又会和这些新兴的金融资本集团通过联姻等方式，绑定在一起。
这个集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成形。
因为，现在金银是世界货币，而大顺继承了大明的白银货币改革，同时自身又缺乏金山银山。所以，实质上，之前的对外贸易集团，就是大顺的发钞行，他们手里掌握的金银数量，其实远胜大顺朝廷——大顺的内部货币，理论上是铜钱，但是大明也好、大顺也罢，之前都没有做到“强制结汇”，即将对外贸易的白银强制兑换为内部的铜钱、或者宝钞。刘玉在先发地区试行的兑换券，也只是为资本流向内地去兼并土地、囤货居奇，设置一定的障碍而已。
李欗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干的这些事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这套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玩明白的。不是说建两个纺织厂、搓两条铁路，那就叫资本主义了。
要搞清楚，或者说要不搞错方向，就必须得理解大顺的情况、这片土地的情况、以及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老马说：【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另一种，则是以对其他人的劳动的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这句话，是解决大顺问题的关键。
是不搞成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关键。
简单来说，这两者，都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为最高原则下，后一种私有者，即可在私有制下，对前者进行“合法”的谋杀。
最终把前者彻底杀死，在其尸体上发育。并且整个过程是完全合法的，因为私有制就是法。
那么，欧洲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答：创造私有制，为最高原则。即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条件。
这个过程，在英、法，尤其是土地上，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进行的。
在英国。
圈地运动，确定了私有制，清晰了所有权。原本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村社公地、共有土地、农民的封建权利、永佃权、习惯地租、传统地租等等，在私有制面前，全都是狗屎。
不再那么复杂，不再弄不清楚地到底是谁的、我有没有在这块地上放羊的权利什么的。
私有制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圈地之后，圈地者对这块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我爱租给谁租给谁、我爱收多少租子收多少租子只要人家给、你在这里没法放羊活不下去了关我屁事？
即是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既神圣了私有制的所有权，也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了后一种私有制对前一种的合法谋杀。
在法国。
启蒙运动在发展。
93年的风暴，彻底解决了土地的私有制问题，使得私有制成为最高的、最神圣的社会准则。
在法权上，已经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地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了法律条件和意识条件。
但是……
但是，显然，他们忘了一件事。
你想杀我，可我不想死，怎么办呢？
这算是为法国在18世纪后成为“革命老区”，奠定了基础。
93年的风暴，诞下了“神圣”的私有制，可也使得法国的小农阶层，也即第一种私有制的力量，急剧扩大。
小农，既反对封建，也反对资本。他们极力想要维护私有制，但又极力希望私有制保持为第一种私有制。
93年风暴之前。
后来的英国农业局局长阿瑟·杨，曾在法国搞社会调查。
他问法国的农民：【假如我是个领主，你会怎么样呢？】
法国农民很自然地回道：【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霉。】
这是对领主的恨。
而对资产阶级呢？
【在农村逐渐出现的农会组织中，不难发现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恨意。农民会单独开会、单独起草陈情书……他们常常把新的所有制下，资产阶级占据的大片土地在陈情书上提出】
比如说，私有制，可以。
但是，村里的公地，应该归我们农民，怎么就卖给资产阶级了？他们从谁那买的？卖的人又凭什么卖？
只不过，法革的狂风骤雨中，资产阶级们要先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再慢慢解决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的情况。
于是他们召唤出了格拉古、布鲁图斯、甚至凯撒本人，带着农民，干成了。确定了私有制的神圣原则，打碎了封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老马说的法国小农的情况：封建贵族的压迫没了，但是资产阶级又骑在头上了，抵押、放贷、兼并这些问题，使得法国的小农陷入了普遍的贫困。
于是，老马断言：在小农国度，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革命，在小农所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为农民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小农想要守护的第一种私有制，也必然灭亡。于是，在反复挣扎中，小农会彻底打碎了对皇帝、拿破仑等等的旧事物的迷信，最终必然会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工人们，联合在一起，推翻旧世界。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大顺，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顺需要一场漫长的启蒙运动，告诉农民，啥叫私有制吗？
习以为常的东西，不需要不断解释和辩经；反常的东西，才需要解释和辩经。
在大顺，需不需要和农民启蒙说：在私有制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来我的地里拾穗，因为我对我的土地有全部的处置权。
大顺的农民不会惊呼：哇，好有道理，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感谢你的启蒙和教化。
大顺的农民只会翻翻白眼，骂一句：你脑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诉我？别说地的麦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别人捡去沤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顺，想要走资这条路，问题的重点压根不是启蒙运动，或者说绝对不能是东施效颦式的启蒙运动。
重点在于，第二种私有制，如何技术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
什么叫私有制下的合法谋杀？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土地兼并。
我是地主，贷给小农钱，用小农的土地抵押，然后到期还不上我去收地。
整个过程，在私有制的最高神圣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说，坑、蒙、骗、九出十三归、殴打、恐吓这些东西，这和“私有制的神圣”无关。私有制的神圣性，体现在你就算坑蒙骗放贷，最后还是要拿地契。
这就是第二种私有制，在私有制这个最高法权下的“合法”谋杀第一种私有制。
但是，历朝历代来看，这种“合法”的谋杀，必然失败。
当地主拿出地契、买卖文书、欠债的手印，说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时候。
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铲平王等英杰，就会拍拍手里的刀，问：是私有制神圣？还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这一刻，老马说的经济学家们混为一谈的两种私有制，立刻泾渭分明。
小农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小农很清楚，他们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种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们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种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说，小农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被混为一谈的私有制。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制”，实际上是“我有制”。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处置”。
换句话说，私有制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归别人所有。
只有在私有制下，第二种私有制，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种私有制谋杀，并在其尸体上建立起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
所以，想要大顺走资这条路，需要技巧，技术。
谋杀，是个技术活。
而在土地兼并周期中，这种谋杀，毫无技巧。
给人的感觉，纯粹就是一个小崽子，还没长大，就拿着刀要捅死一个壮汉。结果每每被壮汉一把夺回刀，噗嗤来上一刀，反杀。
是以，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两步；也可能需要退两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总之，壮大支持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或者在“保护”小农的姿态下悄悄把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养大。
小孩杀大人，必然被反杀。
而若小孩长大、大人老了，再杀呢？
老皇帝是历史的无意识的推动者，李欗差不多应该也是，显然他们脑子里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学问，也不可能说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种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顺的经济基础。
故而，他们恐惧小农破产、恐惧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强制赎买、将地主的赎买金强制储蓄、强制投入到工矿业基建上，迫使他们转型。
但，这也意味着，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着了大顺的真正问题。
包括说，大顺的实学激进派，均田、迁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进两步。先迁民、垦殖，是为了将来杀起来方便，反抗的不强烈、以及创造内部市场壮大产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或者说：
欧洲的农业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农业起步的。
而大顺，是否有必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农业起步呢？
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对欧洲的意义，对大顺是否有意义呢？
论原始积累，大顺有世界一流的手工业，还有丝茶大黄瓷器黄铜漆器等等这些“特产”。
论亩产提升，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远不如18世纪华北两年三熟。
论劳动力，大顺真的不缺。
那么，为什么非要刻舟求剑、非要东施效颦？
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质，理解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顺即便要走资本主义，千万千万不要在农业上起步。反而，要尽可能在保护小农利益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
刘玉的疯狂对外扩张，支持老皇帝增加内部关税，是这个思路。
李欗的试图修路，赎买转型，农民迁徙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还是这个思路。
实学派的均田、征税、移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先以垦殖扩大内部市场，在发展产业，仍旧是这个思路。
归根结底，一句话：
如何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如何保护资本主义在工业的发展，是大顺要转型的根本问题。
无形之手，在大顺，起的是反作用。
在这个可以被称作“封建晚期、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私有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欧洲和大顺，其实都处在这个过渡期。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的表现不同。
在荷兰，这个商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体现在金融、放贷、航运、商业、投机。
在英国，体现在金融、航运、商业买卖、航海法下的三角贸易。
在大顺，则体现为资本向耕地流动，将耕地作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风险几乎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谈过这个问题，现实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资土地呢。
荷兰的命运，是金融业摧毁了荷兰的实业。
英国的命运，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控、保护主义、政府补贴、殖民地掠夺、消灭竞争等手段，让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发展起来了。
大顺的命运，现在还是未知的。刘玉只是走完了一半，击碎了英国的保护主义，夺取了三角贸易中“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顺产业急剧发展、很可能出现货币不足的时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银矿。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合法谋杀”，那就看后来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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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脑子里一定得清楚，在私有制不需要“启蒙”的这边，要么靠类似“三饷”的手段、亦或者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压得住隋末大起义和明末大起义；要么就搞强制工业债券强制储蓄，但要是搞成满清那样，钱玩没了，就赖账，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李欗琢磨着，说是要搞强制赎买，等于是让地主强制储蓄、强制投资工业债券、亦或者算是强制迫使工业资本不向农业上回流。
这个想法……只能说，还欠缺点东西。
显然，李欗既然不敢搞均田、也支持内外分治的手段，那么他的这种政策，最多也就是在先发地区搞。
但是，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山东地区的租佃和自耕比例，还没有到离谱的地步。
只靠在先发地区强制赎买，让用行政手段迫使地主搞强制储蓄……简单来说，钱，不够。
但李欗绝对没胆子把这个政策，延伸到全国。这都不用想，因为搞变法、改良要是敢这么搞，就是王莽改制。
所以，之前李欗也说了，要借助大顺即将要搞的货币改革，来依靠国家信贷和银行，做那根指挥棒，让资本被操控着流向该流的地方。
但还是那句话。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挥，资本也会跑到松辽分水岭去圈地种黄豆。
而关键是修路这件事，而不是修好路之后的土地开发。
要么，想办法，弄到钱。
比如学刘玉的扶桑泡沫法。进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过金融手段，快进快出赚息差、贴水，保证泡沫不炸，给得起承诺的高股息。以此投资基建等。
要么，就要把铁路和圈地这两件事，捏在一起。
提前把松辽分水岭的土地，作为“投资基建的回报”，实质上低价售卖掉国有的土地。
也即是说，根源问题，在于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太少，而民间的资本是很丰厚的。
如果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修路就是小事，国家投资就是。但显然，大顺朝廷没这个资本。
既然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显然不够，那么就得琢磨民间的资本。
资本当然是好东西。
假如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本，依靠官办解决铁路问题，那么这相当于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的增值，完全可以归于朝廷，从而实现一个正向的循环，资本不断积累增加，能干的事也就越多。
而若没有，那么又要修路，也就等于说，必须要把将来铁路带动的土地增值，交给民间的投资者。尤其是大顺已经逐渐成型的通过航运、对外贸易、垄断对日贸易等积累起来的一批原始财阀和金融资本集团。
同时，大顺的新兴军功贵族，实学派的军官团等，可能又会和这些新兴的金融资本集团通过联姻等方式，绑定在一起。
这个集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成形。
因为，现在金银是世界货币，而大顺继承了大明的白银货币改革，同时自身又缺乏金山银山。所以，实质上，之前的对外贸易集团，就是大顺的发钞行，他们手里掌握的金银数量，其实远胜大顺朝廷——大顺的内部货币，理论上是铜钱，但是大明也好、大顺也罢，之前都没有做到“强制结汇”，即将对外贸易的白银强制兑换为内部的铜钱、或者宝钞。刘玉在先发地区试行的兑换券，也只是为资本流向内地去兼并土地、囤货居奇，设置一定的障碍而已。
李欗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干的这些事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这套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玩明白的。不是说建两个纺织厂、搓两条铁路，那就叫资本主义了。
要搞清楚，或者说要不搞错方向，就必须得理解大顺的情况、这片土地的情况、以及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老马说：【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私有制混为一谈了。那两种私有制之一，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另一种，则是以对其他人的劳动的榨取为基础】
【后者不单与前者正相反对，并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坟墓上发育】。
这句话，是解决大顺问题的关键。
是不搞成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关键。
简单来说，这两者，都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为最高原则下，后一种私有者，即可在私有制下，对前者进行“合法”的谋杀。
最终把前者彻底杀死，在其尸体上发育。并且整个过程是完全合法的，因为私有制就是法。
那么，欧洲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答：创造私有制，为最高原则。即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条件。
这个过程，在英、法，尤其是土地上，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进行的。
在英国。
圈地运动，确定了私有制，清晰了所有权。原本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村社公地、共有土地、农民的封建权利、永佃权、习惯地租、传统地租等等，在私有制面前，全都是狗屎。
不再那么复杂，不再弄不清楚地到底是谁的、我有没有在这块地上放羊的权利什么的。
私有制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圈地之后，圈地者对这块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我爱租给谁租给谁、我爱收多少租子收多少租子只要人家给、你在这里没法放羊活不下去了关我屁事？
即是说，英国的圈地运动，既神圣了私有制的所有权，也依靠暴力手段完成了后一种私有制对前一种的合法谋杀。
在法国。
启蒙运动在发展。
93年的风暴，彻底解决了土地的私有制问题，使得私有制成为最高的、最神圣的社会准则。
在法权上，已经为后一种私有制“合法”地谋杀前一种私有制，创造了法律条件和意识条件。
但是……
但是，显然，他们忘了一件事。
你想杀我，可我不想死，怎么办呢？
这算是为法国在18世纪后成为“革命老区”，奠定了基础。
93年的风暴，诞下了“神圣”的私有制，可也使得法国的小农阶层，也即第一种私有制的力量，急剧扩大。
小农，既反对封建，也反对资本。他们极力想要维护私有制，但又极力希望私有制保持为第一种私有制。
93年风暴之前。
后来的英国农业局局长阿瑟·杨，曾在法国搞社会调查。
他问法国的农民：【假如我是个领主，你会怎么样呢？】
法国农民很自然地回道：【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霉。】
这是对领主的恨。
而对资产阶级呢？
【在农村逐渐出现的农会组织中，不难发现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恨意。农民会单独开会、单独起草陈情书……他们常常把新的所有制下，资产阶级占据的大片土地在陈情书上提出】
比如说，私有制，可以。
但是，村里的公地，应该归我们农民，怎么就卖给资产阶级了？他们从谁那买的？卖的人又凭什么卖？
只不过，法革的狂风骤雨中，资产阶级们要先确定私有制的神圣性，再慢慢解决后一种私有制合法谋杀前一种的情况。
于是他们召唤出了格拉古、布鲁图斯、甚至凯撒本人，带着农民，干成了。确定了私有制的神圣原则，打碎了封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老马说的法国小农的情况：封建贵族的压迫没了，但是资产阶级又骑在头上了，抵押、放贷、兼并这些问题，使得法国的小农陷入了普遍的贫困。
于是，老马断言：在小农国度，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革命，在小农所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是走不通的，因为农民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小农想要守护的第一种私有制，也必然灭亡。于是，在反复挣扎中，小农会彻底打碎了对皇帝、拿破仑等等的旧事物的迷信，最终必然会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工人们，联合在一起，推翻旧世界。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大顺，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顺需要一场漫长的启蒙运动，告诉农民，啥叫私有制吗？
习以为常的东西，不需要不断解释和辩经；反常的东西，才需要解释和辩经。
在大顺，需不需要和农民启蒙说：在私有制下，你的地就是你的，我的地就是我的，你不能来我的地里拾穗，因为我对我的土地有全部的处置权。
大顺的农民不会惊呼：哇，好有道理，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感谢你的启蒙和教化。
大顺的农民只会翻翻白眼，骂一句：你脑子有病吧？我用你告诉我？别说地的麦穗子了，我家的狗拉的屎，都是我的，别人捡去沤肥也不行啊。
所以，在大顺，想要走资这条路，问题的重点压根不是启蒙运动，或者说绝对不能是东施效颦式的启蒙运动。
重点在于，第二种私有制，如何技术性的、高效的、技巧的，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
什么叫私有制下的合法谋杀？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土地兼并。
我是地主，贷给小农钱，用小农的土地抵押，然后到期还不上我去收地。
整个过程，在私有制的最高神圣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至于说，坑、蒙、骗、九出十三归、殴打、恐吓这些东西，这和“私有制的神圣”无关。私有制的神圣性，体现在你就算坑蒙骗放贷，最后还是要拿地契。
这就是第二种私有制，在私有制这个最高法权下的“合法”谋杀第一种私有制。
但是，历朝历代来看，这种“合法”的谋杀，必然失败。
当地主拿出地契、买卖文书、欠债的手印，说这些都是符合神圣的私有制的时候。
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铲平王等英杰，就会拍拍手里的刀，问：是私有制神圣？还是我的刀神圣？
于是，在这一刻，老马说的经济学家们混为一谈的两种私有制，立刻泾渭分明。
小农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小农很清楚，他们要私有制，但要的是第一种私有制。
并且很清楚，在他们眼中，神圣的是第一种私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
或者说，小农比经济学家更清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常被混为一谈的私有制。
很多所谓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制”，实际上是“我有制”。
私有制的精髓，不是“我有”。
而是“处置”。
换句话说，私有制的精髓，是我可以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归别人所有。
只有在私有制下，第二种私有制，才能“合法”地把第一种私有制谋杀，并在其尸体上建立起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需要暴力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的拥趸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维护第二种私有制。
所以，想要大顺走资这条路，需要技巧，技术。
谋杀，是个技术活。
而在土地兼并周期中，这种谋杀，毫无技巧。
给人的感觉，纯粹就是一个小崽子，还没长大，就拿着刀要捅死一个壮汉。结果每每被壮汉一把夺回刀，噗嗤来上一刀，反杀。
是以，这可能需要退一步、走两步；也可能需要退两步、走一步；甚至可能需要迂回。
总之，壮大支持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或者在“保护”小农的姿态下悄悄把第二种私有制的力量养大。
小孩杀大人，必然被反杀。
而若小孩长大、大人老了，再杀呢？
老皇帝是历史的无意识的推动者，李欗差不多应该也是，显然他们脑子里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学问，也不可能说李欗和老皇帝是站在第二种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去做事的。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算是洞悉了大顺的经济基础。
故而，他们恐惧小农破产、恐惧兼并加速。
甚至于，李欗提出了要强制赎买、将地主的赎买金强制储蓄、强制投入到工矿业基建上，迫使他们转型。
但，这也意味着，李欗的想法，至少是摸着了大顺的真正问题。
包括说，大顺的实学激进派，均田、迁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的思路，也是如此。
其思路，就是退一步、进两步。先迁民、垦殖，是为了将来杀起来方便，反抗的不强烈、以及创造内部市场壮大产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或者说：
欧洲的农业革命，是促成封建瓦解的基石，也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农业起步的。
而大顺，是否有必要，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农业起步呢？
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对欧洲的意义，对大顺是否有意义呢？
论原始积累，大顺有世界一流的手工业，还有丝茶大黄瓷器黄铜漆器等等这些“特产”。
论亩产提升，17世纪欧洲农业革命，远不如18世纪华北两年三熟。
论劳动力，大顺真的不缺。
那么，为什么非要刻舟求剑、非要东施效颦？
为什么不看破表象，追究本质，理解第一种私有制和第二种私有制的矛盾，明白大顺即便要走资本主义，千万千万不要在农业上起步。反而，要尽可能在保护小农利益的情况下，把产业发展起来。
刘玉的疯狂对外扩张，支持老皇帝增加内部关税，是这个思路。
李欗的试图修路，赎买转型，农民迁徙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还是这个思路。
实学派的均田、征税、移民，然后再发展工商业，先以垦殖扩大内部市场，在发展产业，仍旧是这个思路。
归根结底，一句话：
如何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如何保护资本主义在工业的发展，是大顺要转型的根本问题。
无形之手，在大顺，起的是反作用。
在这个可以被称作“封建晚期、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私有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欧洲和大顺，其实都处在这个过渡期。
只不过，这个过渡期的表现不同。
在荷兰，这个商业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体现在金融、放贷、航运、商业、投机。
在英国，体现在金融、航运、商业买卖、航海法下的三角贸易。
在大顺，则体现为资本向耕地流动，将耕地作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风险几乎为零，清中期很多士大夫就谈过这个问题，现实如此，傻子才不去投资土地呢。
荷兰的命运，是金融业摧毁了荷兰的实业。
英国的命运，是亚当·斯密所批判的“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控、保护主义、政府补贴、殖民地掠夺、消灭竞争等手段，让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发展起来了。
大顺的命运，现在还是未知的。刘玉只是走完了一半，击碎了英国的保护主义，夺取了三角贸易中“工业品生产者”的地位，圈禁了印度，拓展了北美，并在大顺产业急剧发展、很可能出现货币不足的时候，引爆了北美和澳洲的金银矿。
至于如何有技巧地完成对第一种私有制的“合法谋杀”，那就看后来人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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