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欗的王府出来，刘钰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围绕着京城随便转了转。
倒并不是留恋什么，亦或者是什么反把他乡作故乡的情愫，只是想要看看或者说猜测，大顺的将来到底会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一切如常，京城里依旧是车水马龙，奔流不息。
只是现在的一切如常，和三四十年前比起来，终究是不一样的。
大顺的变革，是自发且缓慢的，并不是那种剧烈的。
更不是当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外面的河面上跑着理解不了的冒着黑烟的蒸汽船；天空中已经快要飞起了铁鸟；港湾里的巨舰可以逆风而行……
不是的。
而更像是，大顺吃下了一枚包含着未来的“缓释胶囊”，是缓释的，并不那么剧烈的。
每一个年轻人，对于玻璃、蒸汽、黑烟、宽幅的棉布、南洋的蔗糖、隆隆的西城的运煤的火车，都已经习以为常。
若是再年轻些，可能会觉得，从出生就是如此，那么世界本该如此。
即便说，这些年变革中，遭受了时代车轮碾过的那些人，如今也没有太多的恨了。
要么，死了。
而若是没死的，既然能活到现在，显然是“转型”了。
譬如当初从西山摇晃到京城的驼铃；比如南苑里卖南苑柴的海柴人。
或是死了，或是做了别的事，亦或者“犯了罪”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边疆——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活着，而刘钰的改革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给消灭了，又不给他们补偿，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京城此时是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也是围绕着官僚、贵族、军队、禁军、皇家、衙门等等的需求为主要经济内核的城市。
这种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在这场变革中，暂时来说，体会到了好处是大于坏处的。
粮价稳住了。
棉布降价了。
煤块降价了。
铁器降价了。
白糖降价了。
茶叶降价了。
每年帝国从各地征收来的赋税，在这里作为军饷、赏赐、俸禄、贵族年薪、资本利润等等，流入千家万户。
从天津运来的粮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这里换成了白银。而这些粮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飞到千家万户，于是又有许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
这些年，大顺的改革，是要分开看的。
对于过去的、旧的生产体系、旧的运输体系来说，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说，从这一点来看，京城不可能类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为京城，并不是大顺的生产核心区。
但也一样，这也意味着，将来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种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稳度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的特性，使得刘钰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著”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要维护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亚当·斯密说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对于消费的人而言，无疑，更完善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更完善的物流、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税钞关取消、各个地区的货物按照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交流，无疑是好事。
大顺太大了。
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有人起义、有人发财。
即便说，京城内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
但仅就京城而言，终究是受益的多、受损的少。
至于谁受损。
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后来鲁西北地区的老人，是这样回忆那一年的：
旱灾，粮价飞涨。
黄河决口后，运河淤积，粮食又运不进来。
海运兴起，沿河失业。
资本跑路，原本运河时代的陕西山西资本全部撤资。
洋布挤压，鲁西土布为生者，无以维持。
实业萧条，运输业萧条，大量人口根本无以为生。泥瓦匠这样的技术工，一天只能换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旧社会，是标准的技术工，而不是力工。
而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自大运河修通以来【整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粮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扬州】的临清。
也即，义和团运动最先爆发的地区，以及后来百年之后依旧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临清。
某种程度上讲，刘钰把这件事给提前了。并且并没有继续积累矛盾，而是选择了分批引爆矛盾、分批镇压的方式，把这里的反抗运动给提前压住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动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通过对外扩张，将印度棉布的份额，分了一部分，强行分给了这里，缓解矛盾。
京城的人，尤其是马尔萨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包括官僚、贵族、军队，他们真的无法理解，变革对于旧时代的“毁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意义。
启蒙运动，能解决反封建的“社会意识”问题。
那么，启蒙运动，能解决工业对小农经济、传统家庭手工业冲击的问题吗？
启蒙，能把小农、手工业者，启蒙到觉得“自己阻碍了历史车轮的转动”，于是欣然闭目待死吗？
世界是物质的。
而私有制这个意识，因为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术曲辕犁等因素，很早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塑造成型了。
现在大顺需要的，是一场“实质大于辞藻”的变革。
而这场变革，其实至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在大顺出现。
刘钰已经老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做什么了。
基础已经打下，重要的是，真正变革中的剧痛，怎么样才能压得住、并且完成变革转型？
他对未来的想法，建立在海外、边疆的几十亿亩土地上，希望用这些土地，减轻转型的剧痛。
而这，需要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手腕。
更需要理解事物的正反两面。
比如火轮船。
这，是扶桑移民、垦殖土地、减轻痛苦的关键。
同样，这也是长江沿岸手工业瓦解、小农经济崩溃、传统手工业活不下去起义的关键。
同样的。
铁路。
是解决大顺内部运输成本、迁徙成本、使得边疆土地具备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条件。
但同样的，这也意味着资本、工业品，会以原本百倍、千倍的速度，从先发地区涌入内地，摧毁旧的一切。
这不是个简单的“进步”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忽视了的问题——其实，人活不下去，是会反抗的。
斗争、斗争，有输有赢、有死有活。小农、手工业者，宁可跟着皇帝、甚至宁可跟着洪秀全这种外来宗教的人走，都绝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谁死、谁活，还真说不准。
在大顺，不理解什么是小农、什么是发达的手工业，也就根本不具备在这个时代成大事的能力。
刘钰把真正的未来，赌在了欧洲革命、印度觉醒，从而导致大顺爆发危机上。而这场危机想要真正为未来创造契机，前提又得是大顺这边围绕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一旦动荡起来就要动摇整个帝国的程度。
现在，还远远不够。
李欗其实并不是刘钰认可的最佳人选。实质上实学派里，刘钰是有自己真正认可的人的。
只不过，现在这情况，诸多皇子中，能稍微把握住一点资本主义的思路，去解决人地矛盾的人，就这么一个。
但他对于逆练老马的学问，还是差了一些，还是不能理解原始积累时候的手段、还是缺乏对于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认知。
应该说，这就是血缘继承的最大问题。
放在芸芸实学派人群中，李欗也就是个中人之姿，对于很多事的理解差不少。
但放在有可能搞政变、兵变的寥寥无几的人中，这就是那几块货中水平最高的了。
过去，刘钰可以依靠皇权，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披着为了贵族和皇家利益的封建外衣，搞变革。
但现在，走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必须要踏上政治舞台了。
也即是说，在这场迁徙、解决内部人地矛盾的今后变革中，资产阶级是要唱主角了。
刘钰确定，依靠小农的自发迁徙、或者破产农闯关东、走西口的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刘钰也很清楚，走到这一步，李欗真的要是成功了。军功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绑定、联姻，已是不可避免了。
其实，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实验。
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的大门，管控了关税、取消了子口税，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打开市场，倾销商品。
那么。
如果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大顺自己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掌权了的话。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如果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对于内地市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省了掌控海关、强迫取消子口税、内河通行权等等这一系列步骤呢？
是不是可以认为，用印度棉纱、爪哇靛青、苏鲁失地廉价劳动力、松苏大型蒸汽纺织厂里生产的棉布，比历史上曼彻斯特生产出来运到这里的棉布，更容易冲死小农经济呢？
面对庞大的国内市场，能让欧洲的帝国主义资本，不远万里跑过来炮舰开关。
那么，大顺本土的资本，是什么特殊材料铸成的吗？他们会根本不眼馋这个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大市场？
民族资本被帝国主义压制、打压、摧毁，是一回事。
小农经济瓦解，旧时代经济秩序全面崩溃、从而导致旧的上层建筑全面瓦解，又是另一回事。
旧的上层建筑全面瓦解，并不是说立刻就会日月换新天，而是更有可能，导致农村的全面劣绅化、基层彻底崩溃。
历史上，满清搞了个虚头巴脑的预备立宪，而仅仅是这套虚头巴脑的东西，立刻导致了“绅权前所未有的膨胀”；“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乡绅之治”；“绅权太重，官吏久置于绅士之下”……
很多人以为的“绅权”、“绅士”、“压制官吏的绅权”，是地方上的优秀人物，站出来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
而现实中，往往是一群黄老爷。
好在，现在大顺在边疆、海外，确实拥有广袤的土地、几十亿亩的可耕种的荒地。
那么，谁能在这个冲击过程中，人为推动迁徙、推动移民、推动垦殖？
又如何保证在完成“地球范围意义上的‘均田’缓解压力”之前，不会出现激烈地自立情绪？
如澳洲、北美这些地方。既有矿、地又多，当地的豪强如果成长起来，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会不会觉得，这么好的地方应该是他们的，凭什么要以国有土地的形式，卖给后来的移民？
还有那些矿产，如果只有个千八百万人，坐拥那么大的矿山，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凭什么要把这些矿产的好处，分给世界上那三分之一多的人口，大家一起富庶？
于是，便不免得出一个诡异的结论：
大顺要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不得不让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可能需要他们来在这场大迁徙的经济力中唱主角。
但是，大顺又万万不能让资产阶级真正的掌权，或者说，真正地成为最纯粹的完全逐利的统治者，需要一股力量压制他们。而这个道理，往往被称作“重农抑商”。
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保证移民的最终完成，而不是在还未完成之前，那些移民区先闹出来西班牙二代、英国二代、法国二代的移民故事。
这股力量的真正核心，是小农经济瓦解过程中的激烈反抗。
这种激烈反抗，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选择稍微缓和的方式。
当然，也未必一定要出现过于激烈的反抗，才能明白。
因为，前人已经做过，以史为鉴，若是脑子清醒，就应该知道做出限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接受这一切，需要再重新“发现”一遍。
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好处，有足够可以“以史为鉴”的故事，只要别刻舟求剑就行。
小农经济的瓦解，基本上可以视作“男耕女织”模式的瓦解。
今后，瓦解的重点是“女织”。
可之前，也不是没发生过“男耕”的瓦解，有个词，叫兼并。
所以，可以视作，类似的事情，在之前是发生过的。是可以以史为鉴的，若是真的懂以史为鉴而不是搞成刻舟求剑的统治者，应该明白重点是控制这一切的过程，使之基本可控。
于是，又可以推出：大顺继续往前走，多半会出一个打着“小农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决小农困境的方案，但实际上真正的力量源泉和统治依仗是军队、金融资本、工业资本的人。
这里的主体，是大顺。
大顺要是继续往前走，大致如此。
而不是中国继续往前走，大致如此。
大顺若能继续往前走的最大的前提，是大顺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顺往前走这个事儿。因为大顺都没了，大顺怎么往前走？中国往前走，关大顺王朝鸟事？
而反过来。
如果这个皇帝不依靠金融资本、工业资本，那么大顺就没办法往前走，至少在修路、迁民的问题上。
如果这个皇帝不能打出“小农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决小农困境的方案，以及对资本进行适当的限制。那么，也就基本没有大顺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于是，这时候，如果想要继续逆练，那么逆练的三篇，前两篇是《雾月十八日》、《法国不动产抵押银行》，另一篇就该是《德国的革与反革》。
前两篇，逆练是学习召唤英灵、如何召唤、小农问题、小农国家农民宁可相信皇帝也绝不可能跟着资产阶级再来一次法革。以及如何用圣西门主义的实业思潮和银行做指挥棒的构想，将游资固定起来进行产业开发和快速工业发展。
而后一篇。
恩格斯说：
【……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
【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但当你问到反革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简言之，这就是句正确的屁话，没什么卵用的屁话。
【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而老马则在另一篇里说：
【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钝，说这些vilemultitude（可鄙的群氓），仿佛这些群众、群氓、愚钝的小农，把它出卖给皇帝了】
【然而，正是他们自己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
总之，逆练还是正练，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没有区别。
都要以阶级的视角、以恩格斯说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无非是，正练、逆练的区别，在于最后的【解决问题】。
好比说，烧水。
经过分析问题，你得出了一个结论，想把水烧开，你得加火。
于是，解决问题，正练、逆练的区别，就在于“你是想把水烧开呢”，还是“你不想让水烧开”呢？
你不想把水烧开，经过之前的分析问题，于是你选择把柴火撤了。
你想把水烧开，经过之前的分析问题，于是你选择继续加柴。
所以，在刘钰看来，李欗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小册基于现在现实的、此时大顺情况的、以大顺已经获得了一战胜利为背景的、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爆发式增长的、大顺是先发国家且没有帝国主义来侵略大顺的现实背景下的《大顺的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个首要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是谁。
写给李欗，那当然是逆练的。
要分析小农的心态、小农的困境源于什么。
要分析先发地区资产阶级的诉求，以及他们对于私有制和小地产私有制的态度。
要分析军功贵族们的心态，以及他们的利益。
要分析京城这样的消费城市、先发地区那样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城市、内地地区小农经济可能被冲击的旧生产者手工业区面对技术进步、变革、发展的不同心态。
由此，根据目的不同，区分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必须安抚的、谁是“我们”必须压制的……
最终，才能你阶级的视角，通过逆练，让李欗做好刘钰“安排”给他的任务：双重使命。
完成工业的快速发展，减轻转型之剧痛。
打破人民对于过去一切旧事物的迷信——这种对过去一切旧事物的迷信的打破，当然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发的、主动的、引导的，一场对旧事物的破除。
而第二种，则类似于拿三彻底破除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幻想；满清的扯犊子皇族内阁打破对帝制改良的最后幻想；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打破了那些封闭村落的农民对于无非换个统治者该交税交税该纳粮纳粮的幻想。
显然，李欗是第二种。
逆练的前提，是得会方法论，然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李欗显然又不具备这个本事。
在临行前，刘钰还需要送李欗一册《本朝现阶段各阶层之分析》。
当然，这本小册子需要在刘钰离开大顺朝廷且“从赤松子游”之后，并且确定李欗把之前说的刘钰要送他的一些“关于未来和工商业、以及解决人地问题、小农贫困”的小册子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才会有人把这本小册子送过去。
于是，后来，大顺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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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并不是留恋什么，亦或者是什么反把他乡作故乡的情愫，只是想要看看或者说猜测，大顺的将来到底会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一切如常，京城里依旧是车水马龙，奔流不息。
只是现在的一切如常，和三四十年前比起来，终究是不一样的。
大顺的变革，是自发且缓慢的，并不是那种剧烈的。
更不是当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外面的河面上跑着理解不了的冒着黑烟的蒸汽船；天空中已经快要飞起了铁鸟；港湾里的巨舰可以逆风而行……
不是的。
而更像是，大顺吃下了一枚包含着未来的“缓释胶囊”，是缓释的，并不那么剧烈的。
每一个年轻人，对于玻璃、蒸汽、黑烟、宽幅的棉布、南洋的蔗糖、隆隆的西城的运煤的火车，都已经习以为常。
若是再年轻些，可能会觉得，从出生就是如此，那么世界本该如此。
即便说，这些年变革中，遭受了时代车轮碾过的那些人，如今也没有太多的恨了。
要么，死了。
而若是没死的，既然能活到现在，显然是“转型”了。
譬如当初从西山摇晃到京城的驼铃；比如南苑里卖南苑柴的海柴人。
或是死了，或是做了别的事，亦或者“犯了罪”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边疆——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活着，而刘钰的改革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给消灭了，又不给他们补偿，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京城此时是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也是围绕着官僚、贵族、军队、禁军、皇家、衙门等等的需求为主要经济内核的城市。
这种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在这场变革中，暂时来说，体会到了好处是大于坏处的。
粮价稳住了。
棉布降价了。
煤块降价了。
铁器降价了。
白糖降价了。
茶叶降价了。
每年帝国从各地征收来的赋税，在这里作为军饷、赏赐、俸禄、贵族年薪、资本利润等等，流入千家万户。
从天津运来的粮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这里换成了白银。而这些粮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飞到千家万户，于是又有许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
这些年，大顺的改革，是要分开看的。
对于过去的、旧的生产体系、旧的运输体系来说，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说，从这一点来看，京城不可能类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为京城，并不是大顺的生产核心区。
但也一样，这也意味着，将来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种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稳度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的特性，使得刘钰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著”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要维护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亚当·斯密说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对于消费的人而言，无疑，更完善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更完善的物流、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税钞关取消、各个地区的货物按照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交流，无疑是好事。
大顺太大了。
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有人起义、有人发财。
即便说，京城内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
但仅就京城而言，终究是受益的多、受损的少。
至于谁受损。
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后来鲁西北地区的老人，是这样回忆那一年的：
旱灾，粮价飞涨。
黄河决口后，运河淤积，粮食又运不进来。
海运兴起，沿河失业。
资本跑路，原本运河时代的陕西山西资本全部撤资。
洋布挤压，鲁西土布为生者，无以维持。
实业萧条，运输业萧条，大量人口根本无以为生。泥瓦匠这样的技术工，一天只能换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旧社会，是标准的技术工，而不是力工。
而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自大运河修通以来【整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粮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扬州】的临清。
也即，义和团运动最先爆发的地区，以及后来百年之后依旧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临清。
某种程度上讲，刘钰把这件事给提前了。并且并没有继续积累矛盾，而是选择了分批引爆矛盾、分批镇压的方式，把这里的反抗运动给提前压住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动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通过对外扩张，将印度棉布的份额，分了一部分，强行分给了这里，缓解矛盾。
京城的人，尤其是马尔萨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包括官僚、贵族、军队，他们真的无法理解，变革对于旧时代的“毁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意义。
启蒙运动，能解决反封建的“社会意识”问题。
那么，启蒙运动，能解决工业对小农经济、传统家庭手工业冲击的问题吗？
启蒙，能把小农、手工业者，启蒙到觉得“自己阻碍了历史车轮的转动”，于是欣然闭目待死吗？
世界是物质的。
而私有制这个意识，因为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术曲辕犁等因素，很早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塑造成型了。
现在大顺需要的，是一场“实质大于辞藻”的变革。
而这场变革，其实至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在大顺出现。
刘钰已经老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做什么了。
基础已经打下，重要的是，真正变革中的剧痛，怎么样才能压得住、并且完成变革转型？
他对未来的想法，建立在海外、边疆的几十亿亩土地上，希望用这些土地，减轻转型的剧痛。
而这，需要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技巧。
很高很高的手腕。
更需要理解事物的正反两面。
比如火轮船。
这，是扶桑移民、垦殖土地、减轻痛苦的关键。
同样，这也是长江沿岸手工业瓦解、小农经济崩溃、传统手工业活不下去起义的关键。
同样的。
铁路。
是解决大顺内部运输成本、迁徙成本、使得边疆土地具备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条件。
但同样的，这也意味着资本、工业品，会以原本百倍、千倍的速度，从先发地区涌入内地，摧毁旧的一切。
这不是个简单的“进步”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忽视了的问题——其实，人活不下去，是会反抗的。
斗争、斗争，有输有赢、有死有活。小农、手工业者，宁可跟着皇帝、甚至宁可跟着洪秀全这种外来宗教的人走，都绝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谁死、谁活，还真说不准。
在大顺，不理解什么是小农、什么是发达的手工业，也就根本不具备在这个时代成大事的能力。
刘钰把真正的未来，赌在了欧洲革命、印度觉醒，从而导致大顺爆发危机上。而这场危机想要真正为未来创造契机，前提又得是大顺这边围绕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一旦动荡起来就要动摇整个帝国的程度。
现在，还远远不够。
李欗其实并不是刘钰认可的最佳人选。实质上实学派里，刘钰是有自己真正认可的人的。
只不过，现在这情况，诸多皇子中，能稍微把握住一点资本主义的思路，去解决人地矛盾的人，就这么一个。
但他对于逆练老马的学问，还是差了一些，还是不能理解原始积累时候的手段、还是缺乏对于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认知。
应该说，这就是血缘继承的最大问题。
放在芸芸实学派人群中，李欗也就是个中人之姿，对于很多事的理解差不少。
但放在有可能搞政变、兵变的寥寥无几的人中，这就是那几块货中水平最高的了。
过去，刘钰可以依靠皇权，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披着为了贵族和皇家利益的封建外衣，搞变革。
但现在，走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必须要踏上政治舞台了。
也即是说，在这场迁徙、解决内部人地矛盾的今后变革中，资产阶级是要唱主角了。
刘钰确定，依靠小农的自发迁徙、或者破产农闯关东、走西口的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刘钰也很清楚，走到这一步，李欗真的要是成功了。军功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绑定、联姻，已是不可避免了。
其实，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实验。
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的大门，管控了关税、取消了子口税，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打开市场，倾销商品。
那么。
如果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大顺自己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掌权了的话。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如果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对于内地市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省了掌控海关、强迫取消子口税、内河通行权等等这一系列步骤呢？
是不是可以认为，用印度棉纱、爪哇靛青、苏鲁失地廉价劳动力、松苏大型蒸汽纺织厂里生产的棉布，比历史上曼彻斯特生产出来运到这里的棉布，更容易冲死小农经济呢？
面对庞大的国内市场，能让欧洲的帝国主义资本，不远万里跑过来炮舰开关。
那么，大顺本土的资本，是什么特殊材料铸成的吗？他们会根本不眼馋这个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大市场？
民族资本被帝国主义压制、打压、摧毁，是一回事。
小农经济瓦解，旧时代经济秩序全面崩溃、从而导致旧的上层建筑全面瓦解，又是另一回事。
旧的上层建筑全面瓦解，并不是说立刻就会日月换新天，而是更有可能，导致农村的全面劣绅化、基层彻底崩溃。
历史上，满清搞了个虚头巴脑的预备立宪，而仅仅是这套虚头巴脑的东西，立刻导致了“绅权前所未有的膨胀”；“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乡绅之治”；“绅权太重，官吏久置于绅士之下”……
很多人以为的“绅权”、“绅士”、“压制官吏的绅权”，是地方上的优秀人物，站出来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
而现实中，往往是一群黄老爷。
好在，现在大顺在边疆、海外，确实拥有广袤的土地、几十亿亩的可耕种的荒地。
那么，谁能在这个冲击过程中，人为推动迁徙、推动移民、推动垦殖？
又如何保证在完成“地球范围意义上的‘均田’缓解压力”之前，不会出现激烈地自立情绪？
如澳洲、北美这些地方。既有矿、地又多，当地的豪强如果成长起来，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会不会觉得，这么好的地方应该是他们的，凭什么要以国有土地的形式，卖给后来的移民？
还有那些矿产，如果只有个千八百万人，坐拥那么大的矿山，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凭什么要把这些矿产的好处，分给世界上那三分之一多的人口，大家一起富庶？
于是，便不免得出一个诡异的结论：
大顺要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不得不让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可能需要他们来在这场大迁徙的经济力中唱主角。
但是，大顺又万万不能让资产阶级真正的掌权，或者说，真正地成为最纯粹的完全逐利的统治者，需要一股力量压制他们。而这个道理，往往被称作“重农抑商”。
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保证移民的最终完成，而不是在还未完成之前，那些移民区先闹出来西班牙二代、英国二代、法国二代的移民故事。
这股力量的真正核心，是小农经济瓦解过程中的激烈反抗。
这种激烈反抗，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选择稍微缓和的方式。
当然，也未必一定要出现过于激烈的反抗，才能明白。
因为，前人已经做过，以史为鉴，若是脑子清醒，就应该知道做出限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接受这一切，需要再重新“发现”一遍。
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好处，有足够可以“以史为鉴”的故事，只要别刻舟求剑就行。
小农经济的瓦解，基本上可以视作“男耕女织”模式的瓦解。
今后，瓦解的重点是“女织”。
可之前，也不是没发生过“男耕”的瓦解，有个词，叫兼并。
所以，可以视作，类似的事情，在之前是发生过的。是可以以史为鉴的，若是真的懂以史为鉴而不是搞成刻舟求剑的统治者，应该明白重点是控制这一切的过程，使之基本可控。
于是，又可以推出：大顺继续往前走，多半会出一个打着“小农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决小农困境的方案，但实际上真正的力量源泉和统治依仗是军队、金融资本、工业资本的人。
这里的主体，是大顺。
大顺要是继续往前走，大致如此。
而不是中国继续往前走，大致如此。
大顺若能继续往前走的最大的前提，是大顺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顺往前走这个事儿。因为大顺都没了，大顺怎么往前走？中国往前走，关大顺王朝鸟事？
而反过来。
如果这个皇帝不依靠金融资本、工业资本，那么大顺就没办法往前走，至少在修路、迁民的问题上。
如果这个皇帝不能打出“小农的皇帝”的幌子、提出一些解决小农困境的方案，以及对资本进行适当的限制。那么，也就基本没有大顺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于是，这时候，如果想要继续逆练，那么逆练的三篇，前两篇是《雾月十八日》、《法国不动产抵押银行》，另一篇就该是《德国的革与反革》。
前两篇，逆练是学习召唤英灵、如何召唤、小农问题、小农国家农民宁可相信皇帝也绝不可能跟着资产阶级再来一次法革。以及如何用圣西门主义的实业思潮和银行做指挥棒的构想，将游资固定起来进行产业开发和快速工业发展。
而后一篇。
恩格斯说：
【……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
【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但当你问到反革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简言之，这就是句正确的屁话，没什么卵用的屁话。
【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而老马则在另一篇里说：
【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愚钝，说这些vilemultitude（可鄙的群氓），仿佛这些群众、群氓、愚钝的小农，把它出卖给皇帝了】
【然而，正是他们自己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国的信赖……】
总之，逆练还是正练，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没有区别。
都要以阶级的视角、以恩格斯说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无非是，正练、逆练的区别，在于最后的【解决问题】。
好比说，烧水。
经过分析问题，你得出了一个结论，想把水烧开，你得加火。
于是，解决问题，正练、逆练的区别，就在于“你是想把水烧开呢”，还是“你不想让水烧开”呢？
你不想把水烧开，经过之前的分析问题，于是你选择把柴火撤了。
你想把水烧开，经过之前的分析问题，于是你选择继续加柴。
所以，在刘钰看来，李欗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小册基于现在现实的、此时大顺情况的、以大顺已经获得了一战胜利为背景的、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爆发式增长的、大顺是先发国家且没有帝国主义来侵略大顺的现实背景下的《大顺的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个首要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是谁。
写给李欗，那当然是逆练的。
要分析小农的心态、小农的困境源于什么。
要分析先发地区资产阶级的诉求，以及他们对于私有制和小地产私有制的态度。
要分析军功贵族们的心态，以及他们的利益。
要分析京城这样的消费城市、先发地区那样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城市、内地地区小农经济可能被冲击的旧生产者手工业区面对技术进步、变革、发展的不同心态。
由此，根据目的不同，区分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必须安抚的、谁是“我们”必须压制的……
最终，才能你阶级的视角，通过逆练，让李欗做好刘钰“安排”给他的任务：双重使命。
完成工业的快速发展，减轻转型之剧痛。
打破人民对于过去一切旧事物的迷信——这种对过去一切旧事物的迷信的打破，当然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发的、主动的、引导的，一场对旧事物的破除。
而第二种，则类似于拿三彻底破除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幻想；满清的扯犊子皇族内阁打破对帝制改良的最后幻想；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打破了那些封闭村落的农民对于无非换个统治者该交税交税该纳粮纳粮的幻想。
显然，李欗是第二种。
逆练的前提，是得会方法论，然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李欗显然又不具备这个本事。
在临行前，刘钰还需要送李欗一册《本朝现阶段各阶层之分析》。
当然，这本小册子需要在刘钰离开大顺朝廷且“从赤松子游”之后，并且确定李欗把之前说的刘钰要送他的一些“关于未来和工商业、以及解决人地问题、小农贫困”的小册子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才会有人把这本小册子送过去。
于是，后来，大顺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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