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臣之一是孔谦。
这家伙专事聚敛，不管百姓死活，是李存勖根基尽失的根源之一。此人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呐。
那就杀了他呗。
孔谦被杀之后连带着租庸制度也被废除了。
租用制度其实就是唐朝施行的赋税加徭役制度，根源可以追溯到北周和隋朝。
这个制度有个特点，那就是按丁来收费，你有多少人，我就收你多少税，派你多少劳役，其他的一概不论。
这个制度有个基础，那就是唐朝政-府施行的均田制，均田制就是按丁计亩，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数量，你有多少人，我就分你多少田。
所以说人跟田挂钩，租庸又与人挂钩，这个制度对于恢复李唐经济，刺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赋增加还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
然而社会是运动发展的，我们知道生产过剩（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的致命死穴，同理，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的命门。
那就是土地兼并。
租庸制度的基础是均田制，然而等到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有限的土地都被集中到大地主手中的时候，租庸调的实施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想想呗，现在一个小老百姓手里已经没田了，你还是按照一百亩的基础来征收赋税，能收得上来吗。
所以说这个制度是祸乱的根源，必须废除。
以孔谦被杀为契机，李嗣源把后唐的租庸制度彻底废除，继续设立三司机（盐铁、度支、户部），由宰相一人专判三司事务。
这，算是把朝廷的财赋制度给改了一通，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算是被搬走了。
解决了孔谦还要解决两个人。
一个是后梁灭亡的罪魁祸首，一个是盗墓组织的头头。
段凝和温韬。
想杀这两个人的人是霍彦威。
霍彦威是跟李嗣源搭伙造反的人物，现在权势滔天，这个人早就看段、温两个人不顺眼了，掌权之后就把两个人下狱，然后就要杀人。
安重诲适时地跳了出来，别杀，至少不能现在就杀！
为啥呢？段凝和温韬归根结底是后梁的罪臣，现在天下不稳，杀他们不划算。
划不划算的霍彦威并不在乎，但是安重诲的面子不能不给，结果就留了两个人一命，削职为民，放回田里去了。
然而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霍彦威记性贼好，后来李嗣源登基之后，还是找个由头把段凝、温韬给杀了。
杀得好！
如果说这两个人该杀，那还有一个人更该杀。
这个人就是杀死李存勖的罪魁祸首——郭从谦。
然而这个罪该万死的人却被留了下来，非但没有责罚，反而受到重用。
这里面的问题就有讲究了。
李嗣源口口声声是不称帝的，但你说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才重要。
嘴上很会说，行动却很诚实，不杀郭从谦，甚至将其当做功臣来看待，这暴露了李嗣源的野心。
这个暴露也许是有意为之。
李嗣源要通过对郭从谦的处置来向文武百官发送信号：反正我老李嘴上是打死都不称帝的，你们自己看着办！
信号接收到了，大臣们也不是傻子，肯定豁出命去劝你称帝啊！
接下来，顺理成章就到了登基称帝的戏码。
称帝是个大事儿，需要提前商量准备，一些大纲性的东西还是要皇帝本人来钦定的。
比如说，要不要改国号。
霍彦威、孔循（当时安重诲高升，他为枢密使）认为，大唐国运已尽，应该重新建国，改国号。
结果这两个人说了一大通，李嗣源问了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话：
“什么是国号？”
我特么……
我们必须提前说一下，李嗣源出身沙陀，是个实打实的文盲，目不识丁。
他问这句话也没啥其他意思，纯粹是不耻下问，他是真的不知国号是个啥。
别人问这种跌破智商的话肯定已经被乱棒打出了，但现在问话的是预备役皇帝，你还不能不答。
大臣耐着性子解释：“先帝是因为姓氏来自于李唐的赏赐，而且打天下也是为了替李唐复仇，所以建国以后就定国号为唐，表示延续的是大唐的国祚。现在我们统治的地区很多都是梁朝旧人，他们是不愿意殿下您称唐的，所以要改国号。”
奥……原来如此！
李嗣源虽然目不识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判断力。
这位圣明天子力排众议，决心以唐为国号，为什么呢？原因如下：
老子我十三岁开始跟随献祖（李国昌），他老人家拿我当儿子看待；随后又跟随武皇（李克用）打天下，前后三十年；最后又跟随先帝（李存勖）近二十年。
期间大小战阵经历无数，武皇之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有一家人分属两个国家的道理？
做人呐，不能忘本，所以说这国号打死都不能改！
吏部尚书李琪也出来帮场，说殿下您说得都对，既然不改国号，那就要和先帝那一支搭上线，不过这也不是问题，自古以来旁支入继的人海了去了，您可以继子之礼在先帝灵柩前继位。
好嘛，李存勖死的时候才四十二岁，现在李嗣源六十岁，结果要让六十岁的人拜四十二岁的人做爹，这事儿整的。
不过人家李嗣源不在乎，他从小就养在李家，感情太深了，为了能够入宗族，做儿子我也认！
随后李嗣源从兴圣宫到西宫，身穿斩衰（至亲所穿戴的丧服），到李存勖灵柩前办理就职手续。
文武百官全身缟素，参加就职仪式。
手续很简单，发衣服（龙袍）帽子（帝冕）和证书（帝册），然后百官换上吉服，到大殿来称贺。
这套仪式走完了，李嗣源就成了皇帝了，是为后唐明宗。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登基也要颁布一些新制度。
先是大赦、改元，这是常规流程，没啥好说的。
再就是缩减后宫编制，这一条很重要。
这次缩减有点狠，不是说一说就完的。缩减后的后宫只有百人，宦官只留了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
然后，没有了。
说实话，大户人家的杂役仆从都不只这些。
这绝对不是做作，而是在向朝中百官和各地官僚系统发出一个信号——朕要带头过紧日子，你们自己看着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还是以上率下，威力可知。
随后是组合拳。
命令内外大臣不得进贡鹰犬珍玩之类的东西。
好嘛，玩物丧志之类的教训我们就不说了，毕竟李存勖鲜活的例子就在前面呢。
这个命令也是在向下面人发信号——朕不收礼品，你们都拿政绩说话！
随后恢复了郭崇韬、朱友谦等一干冤死之臣的官职、荣誉，籍没的家产、田地全都发还本族（如果还有的话）。
这类事情虽小，却是必须做的，因为这代表着一样人类始终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公平正义。
好人好报、沉冤得雪之类的故事，是国人最为喜闻乐见的。把这种事情办好了，公平正义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来了，国家的根基也就稳了。
这是向善的力量，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
再有一件小事儿，就很值得人深思了。
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一个习惯——避讳。
儿子要避父亲的讳，晚辈要避长辈的讳，当然了，以此类推，全天下人都要避皇帝的讳。
也就是说李嗣源名字里有个“嗣”字和“源”字，这两个字是他老人家专用的，全天下人都不能用，非但不能用，你连说都不能说。
这倒不是做作，以前都是这么做的，这是对皇帝的尊重，更是对皇权的维护。
传统不好打破，但是避讳这东西确实会对小老百姓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特别是李嗣源这俩字儿，使用频率还蛮高。
子嗣，子嗣，里面要有嗣吧？饮水思源，里面要有源吧？这俩字儿都不让用了，咋搞？
李嗣源下诏，说该避的讳还是要避的，但是避的规矩我们改一改，我的名字里不是有俩字儿吗，你们只要不连用，就没有问题。
不让连用，那就是说可以单个来用，这就把问题解决了嘛。毕竟“嗣”和“源”连起来除了骂皇帝之外也没啥用处，日常生活中主要还是拆开来用得多嘛！
有一句话说得好，莫以善小而不为。
这是一件小事，但反映了大问题。
这家伙专事聚敛，不管百姓死活，是李存勖根基尽失的根源之一。此人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呐。
那就杀了他呗。
孔谦被杀之后连带着租庸制度也被废除了。
租用制度其实就是唐朝施行的赋税加徭役制度，根源可以追溯到北周和隋朝。
这个制度有个特点，那就是按丁来收费，你有多少人，我就收你多少税，派你多少劳役，其他的一概不论。
这个制度有个基础，那就是唐朝政-府施行的均田制，均田制就是按丁计亩，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数量，你有多少人，我就分你多少田。
所以说人跟田挂钩，租庸又与人挂钩，这个制度对于恢复李唐经济，刺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赋增加还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
然而社会是运动发展的，我们知道生产过剩（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的致命死穴，同理，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的命门。
那就是土地兼并。
租庸制度的基础是均田制，然而等到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有限的土地都被集中到大地主手中的时候，租庸调的实施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想想呗，现在一个小老百姓手里已经没田了，你还是按照一百亩的基础来征收赋税，能收得上来吗。
所以说这个制度是祸乱的根源，必须废除。
以孔谦被杀为契机，李嗣源把后唐的租庸制度彻底废除，继续设立三司机（盐铁、度支、户部），由宰相一人专判三司事务。
这，算是把朝廷的财赋制度给改了一通，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算是被搬走了。
解决了孔谦还要解决两个人。
一个是后梁灭亡的罪魁祸首，一个是盗墓组织的头头。
段凝和温韬。
想杀这两个人的人是霍彦威。
霍彦威是跟李嗣源搭伙造反的人物，现在权势滔天，这个人早就看段、温两个人不顺眼了，掌权之后就把两个人下狱，然后就要杀人。
安重诲适时地跳了出来，别杀，至少不能现在就杀！
为啥呢？段凝和温韬归根结底是后梁的罪臣，现在天下不稳，杀他们不划算。
划不划算的霍彦威并不在乎，但是安重诲的面子不能不给，结果就留了两个人一命，削职为民，放回田里去了。
然而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霍彦威记性贼好，后来李嗣源登基之后，还是找个由头把段凝、温韬给杀了。
杀得好！
如果说这两个人该杀，那还有一个人更该杀。
这个人就是杀死李存勖的罪魁祸首——郭从谦。
然而这个罪该万死的人却被留了下来，非但没有责罚，反而受到重用。
这里面的问题就有讲究了。
李嗣源口口声声是不称帝的，但你说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才重要。
嘴上很会说，行动却很诚实，不杀郭从谦，甚至将其当做功臣来看待，这暴露了李嗣源的野心。
这个暴露也许是有意为之。
李嗣源要通过对郭从谦的处置来向文武百官发送信号：反正我老李嘴上是打死都不称帝的，你们自己看着办！
信号接收到了，大臣们也不是傻子，肯定豁出命去劝你称帝啊！
接下来，顺理成章就到了登基称帝的戏码。
称帝是个大事儿，需要提前商量准备，一些大纲性的东西还是要皇帝本人来钦定的。
比如说，要不要改国号。
霍彦威、孔循（当时安重诲高升，他为枢密使）认为，大唐国运已尽，应该重新建国，改国号。
结果这两个人说了一大通，李嗣源问了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话：
“什么是国号？”
我特么……
我们必须提前说一下，李嗣源出身沙陀，是个实打实的文盲，目不识丁。
他问这句话也没啥其他意思，纯粹是不耻下问，他是真的不知国号是个啥。
别人问这种跌破智商的话肯定已经被乱棒打出了，但现在问话的是预备役皇帝，你还不能不答。
大臣耐着性子解释：“先帝是因为姓氏来自于李唐的赏赐，而且打天下也是为了替李唐复仇，所以建国以后就定国号为唐，表示延续的是大唐的国祚。现在我们统治的地区很多都是梁朝旧人，他们是不愿意殿下您称唐的，所以要改国号。”
奥……原来如此！
李嗣源虽然目不识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判断力。
这位圣明天子力排众议，决心以唐为国号，为什么呢？原因如下：
老子我十三岁开始跟随献祖（李国昌），他老人家拿我当儿子看待；随后又跟随武皇（李克用）打天下，前后三十年；最后又跟随先帝（李存勖）近二十年。
期间大小战阵经历无数，武皇之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有一家人分属两个国家的道理？
做人呐，不能忘本，所以说这国号打死都不能改！
吏部尚书李琪也出来帮场，说殿下您说得都对，既然不改国号，那就要和先帝那一支搭上线，不过这也不是问题，自古以来旁支入继的人海了去了，您可以继子之礼在先帝灵柩前继位。
好嘛，李存勖死的时候才四十二岁，现在李嗣源六十岁，结果要让六十岁的人拜四十二岁的人做爹，这事儿整的。
不过人家李嗣源不在乎，他从小就养在李家，感情太深了，为了能够入宗族，做儿子我也认！
随后李嗣源从兴圣宫到西宫，身穿斩衰（至亲所穿戴的丧服），到李存勖灵柩前办理就职手续。
文武百官全身缟素，参加就职仪式。
手续很简单，发衣服（龙袍）帽子（帝冕）和证书（帝册），然后百官换上吉服，到大殿来称贺。
这套仪式走完了，李嗣源就成了皇帝了，是为后唐明宗。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登基也要颁布一些新制度。
先是大赦、改元，这是常规流程，没啥好说的。
再就是缩减后宫编制，这一条很重要。
这次缩减有点狠，不是说一说就完的。缩减后的后宫只有百人，宦官只留了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
然后，没有了。
说实话，大户人家的杂役仆从都不只这些。
这绝对不是做作，而是在向朝中百官和各地官僚系统发出一个信号——朕要带头过紧日子，你们自己看着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还是以上率下，威力可知。
随后是组合拳。
命令内外大臣不得进贡鹰犬珍玩之类的东西。
好嘛，玩物丧志之类的教训我们就不说了，毕竟李存勖鲜活的例子就在前面呢。
这个命令也是在向下面人发信号——朕不收礼品，你们都拿政绩说话！
随后恢复了郭崇韬、朱友谦等一干冤死之臣的官职、荣誉，籍没的家产、田地全都发还本族（如果还有的话）。
这类事情虽小，却是必须做的，因为这代表着一样人类始终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公平正义。
好人好报、沉冤得雪之类的故事，是国人最为喜闻乐见的。把这种事情办好了，公平正义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来了，国家的根基也就稳了。
这是向善的力量，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
再有一件小事儿，就很值得人深思了。
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一个习惯——避讳。
儿子要避父亲的讳，晚辈要避长辈的讳，当然了，以此类推，全天下人都要避皇帝的讳。
也就是说李嗣源名字里有个“嗣”字和“源”字，这两个字是他老人家专用的，全天下人都不能用，非但不能用，你连说都不能说。
这倒不是做作，以前都是这么做的，这是对皇帝的尊重，更是对皇权的维护。
传统不好打破，但是避讳这东西确实会对小老百姓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特别是李嗣源这俩字儿，使用频率还蛮高。
子嗣，子嗣，里面要有嗣吧？饮水思源，里面要有源吧？这俩字儿都不让用了，咋搞？
李嗣源下诏，说该避的讳还是要避的，但是避的规矩我们改一改，我的名字里不是有俩字儿吗，你们只要不连用，就没有问题。
不让连用，那就是说可以单个来用，这就把问题解决了嘛。毕竟“嗣”和“源”连起来除了骂皇帝之外也没啥用处，日常生活中主要还是拆开来用得多嘛！
有一句话说得好，莫以善小而不为。
这是一件小事，但反映了大问题。